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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上的海派文化底色

上海老城隍庙有一家古董钟表店。年纪稍长点儿的女店员听说我们来自北京,就说北京是去过的,不过? 看她欲言又止,我就调侃地接上话茬,说北京挺土。不想她痛痛快快地说道:“对的呀,对的呀,是蛮土的呀?不好意思的噢。”她的率真让人忍俊不禁。

当着从北京来的客人这么说,也算是对客人气量的信任。北京人有时爱自嘲,也说北京土。

没听过谁说上海土,上海人也不这样自嘲。大多数人对上海的印象差不多都有荣华富贵的影子。

过去,一说起上海,总是想到夜总会的灯红酒绿和靡靡之音;一说起外滩,就是“十里洋场”的幻影。就是现在,上海也是中国时尚的领袖。

昔日十里洋场的铺张,为上海打下了“海派”的底色,以致海派文化几乎成为这座城市的生命符号或者是生命密码。海派文化是上海的原创。看看近代历史上那些在上海发迹的商人,看看现代历史上那些在上海居住过的文化名流,看看发黄的黄包车的照片,看看无声的有轨电车的电影,我们都能找到海派文化的根基,发现大上海繁盛的路径。

上海的繁荣在很大程度上是彰显在路上的。

南京路就是上海繁荣的地标,至少在过去相当长的时间里是这样的。上个世纪初,那时的“海归”学者、中国的政治领袖孙中山先生,在他著名的《建国方略·实业计划》中提出了“大上海计划”,并把公路交通列为重要内容。当时计划构筑83条干支相连的道路系统,这些路的路名分别以不同的字打头,组合起来正好是“中华民国上海市政府”9个字。可见孙中山先生和当时上海规划的决策者对公路交通的看重和不一般的良苦用心。

“大上海计划”完成的道路中,有多少路名留存了下来现已不得而知,估计很少或者没有了吧。上海有许多路几经易名,考证起来也非易事。我从上海籍翻译家施康强先生的《从霞飞路说起》这篇随笔中,才知道上海的许多路名竟有那么多的故事。或许是职业翻译的缘故,施先生说的都是老上海洋式路名的掌故和变化,并没有提及“大上海计划”中的路名。像霞飞路,显然是与曾经统帅过法国三军的霞飞元帅有关。这条路最早叫西江路,后叫宝昌路。1915年,这块地盘归法租界,而此时第一次世界大战法军总司令霞飞正因头年的马恩河会战声誉大振,宝昌路遂改为霞飞路。张爱玲的《色·戒》英语译本的译者不知就里,将霞飞路错译。可见“海派文化”的历史虽不长,却不浅。霞飞路在上海很有名气,老辈儿的上海人都知道。这条路后来又由泰山路、林森路演变为现在的淮海路,依然很是有名。足见一条路所承载的文化对后人的影响要远远胜过路的名称留给后人的印象。

上海还有福建路文化街。一位研究老上海的作者这样写道:“老上海如果少了‘十里洋场’商业街南京路固然不可想象,但一旦缺失了另一条同样著名的文化街福州路,那么,老上海的风情还真不知会因此打上怎么样的折扣。”据说,福州路文化街包括河南中路以西、福建中路以东的福州路及其周围的山东中路麦家圈、河南中路的棋盘街、山西南路和昭通路一带。这条路上曾经有过许多的文化产品老字号,有胡开文、曹素功、周虎臣墨庄,有荣宝斋,有西泠印社,有1850年创办的英文报纸《北华捷报》,有1861年上海最早创办的中文报纸《上海新报》,有1872年由美国人创办的大名鼎鼎的《申报》,有1897年创设的商务印书馆,以及20世纪初创设的中华书局、世界书局等等,更有多家戏院剧场、书场、舞厅、电影院等娱乐场所。据说,抗战爆发前,这里的书店多达300多家,当时上海出版的图书占全国的90%,而福州路的商务印书馆、中华书局和世界书局3家,就占了上海图书市场的60%以上的份额。到目前为止,恐怕还没有哪条路上的文化繁盛能与其相比。正是这样的一些路,培育了上海的近代文明,串起了海派文化中的珍珠。

的确,有许多路都是上海商业繁荣和文化繁盛的表征。这些路都是大上海繁荣昌盛、荣华富贵,文化形成、演变和传承的重要载体,也是重要的历史见证者。因而,我们终于可以在路上寻找到海派文化的底色。

海派文化已经浸透了上海的土地和空气,我们能够在路上触摸到它的精神实质。复旦大学人文学院副院长陈思和教授这样解读海派文化的精神实质:思想上破除陈规,不墨守陈规,形式上推陈出新,喜欢用各种各样新的形式,接受新的内容,追求那些新的东西。这大概也是被普遍认同的表述。

在新近出台的《上海公路行业文化建设纲要》里,明确指出了上海公路行业文化要“在公路行业文化形成的基础上融汇进‘海派’文化开放性、创造性、扬弃性和多元性等特征元素”,以养成海纳百川、有容乃大的“海派”精神,自强不息、刚健有为的进取精神,博大无私、和而不同的和谐精神,以人为本、执政为民的民本精神。这些精神共同造就了上海公路行业文化建设核心价值的精髓。

徐明德书记、严炯浩处长,华恂副书记、李清明、梁丰副处长,处长助理陆军、戴敦伟,公路学会副秘书长金永福,还有万益恒、吴菊蕙主任,单智强副主任,办公室的王奕威,团委的郭超,党办的董晖,工会的徐进晨,还有浦东公路署的罗法连书记、于申一和李晨彦,松江公路署的金峰署长、刘韶山副署长和蒋莉主任。他们或是生在上海、长在上海,或是家在外地、大学毕业留在了上海,在他们身上都有着鲜明的海派印记。

在老城隍庙古董钟表店,我淘到了一块有些历史的美国爱尔琴怀表,算是对领悟海派文化的一种纪念。挤在老城隍庙熙熙攘攘的人堆里,抬头看看古建筑的飞檐,那飞檐背衬蓝天,错落有致,好像形成了一个硕大的镂空艺术品。这些飞扬四出的檐角,再次将我的遐思勾向天边。这是一座古老的道观,却处处散发着蓝调的气息。我把那只爱尔琴怀表揣进衣袋兜里,让那些在路上拣拾到的关于海派文化的零星片断在时间里变为永恒。

《中国公路文化》王惠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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