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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派散文——旧上海的一道风景

1872年4月创刊的《申报》,一出版就大量发表论说文(如在第一个月里登了72篇),内容是鼓吹借鉴西方文化、揭露不合理社会现象等,文章形式和笔法都相当平民化。正是由于此种吸引读者的鲜明特色,该报以后销路猛增,成为全国影响最大的报纸。从一定意义上来说,这应是海派散文的源头。

1896年8月,《时务报》在沪问世后,“报章文体”(又称“新文体”)开始成熟。梁启超陆续在该报发表几十篇宣传变法的文章,它们都感情充沛,而且内容密切贴近社会,贴近大部分人所关心的现实,具有很大的感染力。梁启超以报刊为载体开创的新型文章写法,被称为“报章文体”。当时,严复在致熊纯如的信函中说:“任公(按:梁启超)文笔原自畅达,其自甲午以后,于报章文字,成绩为多,一纸风行,海内视听为之一耸。”从文学研究的角度看,“报章文体”与海派散文有着内在联系,后者是前者的延续。

到20世纪20年代中期,上海跃为与伦敦、巴黎、纽约齐名的“东方大都会”,总人口从起初的50多万增至260多万。这里成为全国重要的出版基地,杂志兴办之风更盛,如《幻洲》、《白露》、《良友》、《真美善》、《红黑》、《金屋》、《新文艺》、《六艺》、《论语》、《人间世》、《宇宙风》、《谈风》等一大批综合性文艺刊物相继印行;沈从文在《风雅与俗气》中,曾对数年里出现“二十种幽默小品刊物”的现象进行了研究。另外,市民阶层越来越壮大,他们多数是从全国各地迁徙来的,处在充满信息而缺乏沟通的环境中;由于生存竞争激烈,他们虽无暇静下心来悠闲地欣赏长篇大作,却有着透彻感悟栖身地文化的欲求和审美情趣。因为有了广阔的耕耘园地,有了潜力巨大的读者市场,原先隐约闪烁的海派散文,终于大批量地亮相,并持续兴盛不衰。

海派散文作家有着明显的地域性,他们或一生住在黄浦江畔,或离乡到申城就业,或从海外学成归来选择留沪,或在一个时期生活于上海,存在不少相近的意趣和特征,但并未构成严密的文学社团,仅是个松散的群体。1932年5月,施蛰存主编的具有代表性的海派文学杂志《现代》创刊时就曾明确宣布:“不预备造成任何一种文学上的思潮、主义或党派。”

海派散文作家主要有施蛰存、叶灵凤、邵洵美、章克标、章衣萍、马国亮、徐訏、丁谛、钱歌川、梁得所、林微音、张若谷、无名氏、徐霞村、徐蔚南、汤增扬等,代表性人物是张爱玲和苏青。在这个作家群体中,有些人念过大学,如梁得所、张若谷、无名氏、张爱玲、苏青等;有些人曾赴海外留学,如章克标、徐訏、钱歌川等;有些人曾从事编辑出版工作,如叶灵凤编过《幻洲》半月刊、《现代小说》月刊、《文艺画报》月刊、《时代》月刊,张若谷编过《真美善》“女作家专号”,邵洵美、章克标编过《金屋》月刊,徐霞村编过《熔炉》月刊、《新文艺》月刊,章衣萍编过《文艺茶话》月刊,梁得所、马国亮都编过《良友》画报,林微音当过新月书店经理并与人合办《诗篇》月刊;有些人具备多种才能,如叶灵凤曾为《现代》月刊设计封面,梁得所擅长摄影,张若谷熟悉音乐艺术,张爱玲精通绘画。他们较高的文化素质和较广的艺术兴趣,对于海派散文的创作自然颇有益处。

据统计,在20世纪20年代中期至40年代后期,海派散文作家除了发表于报刊的难计其数的作品外,还陆续出版了40余本集子,有的收录抒情短文,有的收录随笔,有的收录杂感,有的收录游记,就像一个个精彩的万花筒。

海派散文作家创作的目的,具有明显的商业倾向。苏青谈到:“我投稿的目的纯粹为了需要钱”,“当作一个短时期的生活方式”,“是‘吃饭第一’。”章衣萍在《〈枕上随笔〉序》中表示:“所谓文人的著作,在高雅之士看来,诚为不朽之大业,而在遇拙之我看来,在资本主义之下,一切的著作,无非皆是商品。”特定的文化取向,使得其创作经常徘徊于雅俗之间。

海派散文作家多数都不太重视文学批评。也许,因为作品十分畅销,而且经常多次重版,他们未意识到需要作深入思索;由于为生计所迫,忙着埋头创作,他们顾不上进行全面总结。所以,张爱玲在《自己的文章》中直言不讳地申明:“我虽然在写小说和散文,可是不大注意到理论。”此种情形,自然导致海派散文的文学批评长期被忽视。

海派散文没固定的理论框架,也没有约定俗成的流派风格束缚,往往是随手拈来,有感而发,灵活自如。然而,经过综合分析,仍能发现许多作品具有以下特点——

注重出新意,追求流行色。海派散文的孕育,曾受到西方小品随笔的影响,不少人以风行的艾狄生、兰姆、霍桑、培根等美文为样板,效仿那种“随随便便,与好友任意闲话”的语境;另外,不少早期作品中充满欧洲情调,如张若谷的《俄商复兴馆》记述了对一家咖啡馆的欣赏:“几个斗大用霓虹灯装成的法国字”,美丽女郎的“华尔纱巴黎长女袍”,勾起“此地有些像香赛丽色(按:今译香榭丽舍)路边露天咖啡摊”的感叹。进入20世纪30年代中西文学交流十分频繁,海派散文更是积极从中吸收新鲜的艺术因子。当时施蛰存在上海《宇宙风》杂志发表了《绕室旅行记》,有的评论者认为“它既有外国哲思散文(essay)的色彩,又有《浮生六记》的味道”;施蛰存随即表示:“我的《绕室旅行记》也是‘偷’来的。法国有位哲学家写了一本书叫《哲学的散步》,我从中得到一些启发……”又如,此后徐訏的《海外的情调》、《海外的鳞爪》和《西流集》,无名氏的《火烧的都门》等散文集,都运用“新的媚俗方法”,并借鉴了西方现代主义的艺术表现形式。不少海派散文作家融汇传统市民文学和外国文学的技巧,使作品增强了“新鲜感”。

渗透都市情怀,关注现实生活。海派散文不仅是指抒情小品和写景随笔,也包括杂谈、短论、特写、日记、序跋等。从整体来看,海派散文是以市民性为根基的,许多作品注重反映市民生活,“很油盐酱醋”,“相当琐屑化”。就以张爱玲为例,她的《公寓生活记趣》这样说:“我喜欢听市声。比我较有诗意的人在枕上听松涛,听海啸,我是非得听见电车声才睡得着觉的”,“厌倦了大都会的人们往往记挂着和平幽静的乡村”,“殊不知在乡下多买半斤腊肉便要引起许多闲言闲语,而在公寓房子的最上层就是站在窗前换衣服也不妨事”;她的《更衣记》叙述得更生动:“秋凉的薄暮,小菜场上收了摊子,满地的鱼腥味和青白色的芦粟的皮和渣,一个小孩骑了自行车冲过来,卖弄本领,大叫一声,放松了扶手,摇摆着,轻倩地掠过。在这一刹那,满街的人都充满了不可理喻的景仰之心。人生最可爱的当儿便在那一撒手罢?”海派散文对都市生活的描摹,实际上是作者内心感受时代的投影,散淡中见真切,温和里含诗情。

凸显“自己”,体现“安稳”。钱歌川在《读小品文》中认为:“小品是一种表现自己的文学,尽管取材的范围没有涯尽,但总是以自己为中心的。最上乘的小品文,是从纯文学的立场,作生活的记录,以闲适的方式,写自己的心情。”苏青的散文就是这样,如她的《过年》倾诉:“我的房间黑黝黝地,只有几缕从外面射进来的淡黄色的灯光,照着窗前一带陈设,床以后便模糊得再也看不见什么了。房间收拾得太整齐,瞧起来便显得空虚而且冷静。但是更空虚更冷静的却还是我的寂寞的心,它冻结着,几乎快要到发抖地步。我想,这时候我可是需要有人来同我谈谈了”;她的散文集《饮食男女》,翻开后映入眼帘的便是《谈女人》、《谈男人》、《谈性》、《好色与吃醋》、《谈婚姻及其它》、《论离婚》等,谈到的只是平平常常的世态百相。不少海派散文作家小心把握“分寸”,从实质来说无非是想使自己的作品进入“安全岛”,平安地生存于动荡的乱世。

应当指出,很多海派散文都回避了“上疆场”等“特殊”话题,如苏青在《关于我——代序》中自况:“所能写的文章还是关于社会人生家庭妇女这么一套的,抗战意识也参加不进去。”然而,无论从哪个角度来看,海派散文都可算是昔日上海文坛的一道独特风景。

来源:人民政协报   朱少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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