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派档案

回顾自己30年写小说的过程，作家王安忆将这些思絮留在了写作边上——

我要选择一个什么样的叙述方式？

我的“四不”原则

王安忆30年创作谈

●将人物置于一个条件狭隘的特殊环境里，逼使其表现出与众不同的个别的行为，走的是方便取巧的捷径，而非大道。

●所有一切有力量的东西都具有单纯的外形。

●风格性的语言是一种狭隘的语言。它其实缺乏建造的功能，它只能借助读者的想象来实现它的目的，它无力承担小说是叙述艺术的意义。

●走上独特性的道路是20世纪作家最大的可能，也是最大的不幸。因为，独特性是极易被模仿、被重复的，所以，也是极易被取消的。

回顾我30年的写作小说的过程，我发现这是一个逐步明确小说的二元化的道路。在最初的时期，我写小说，只是因为有话要说，我倾诉我的情感，我走过的人生道路所获得的经验与感想。在这阶段，我不承认小说是有思想与物质两部分内容的。因为在那时，我写小说正处于一个类似童年时期的谐调一致的情境之中，我要倾诉的情感带有自然的形态，好比瓜熟蒂落。

但是，我渐渐地感到了不满足。

其实在我选择写小说作为我的倾诉活动的时候，就潜伏了另一个需要，那就是创造的需要。这时候，自我倾诉便无法满足创造的需要了。而一旦承认小说是要创造一个存在物，自己个人的经验便成了很大的限止。要突破限止，仅仅依靠个人经验的积累和认识是不够的，因为任何人的经验与认识都是有限的，还应当依靠一种逻辑的推动力量。这部分力量，我就称之为小说的物质部分。

在这个阶段里，我常常为形式的问题所困扰，物质部分落实到小说具体的写作过程中，便是叙述方式的面貌。所以，我常常想的是：我要选择一个什么样的叙述方式。而我以为小说最高的境界，应当是思想与物质的再次一元化。就是说，故事降生，便只有一种讲叙的方式。但这在目前对我来说，还只能是一种审美的观念，我只可能叙述和描绘这一种观念。并且，我还只能从否定的一方去表述：就是说，我知道不要什么，却还不知道要什么。但这种观念，已成为我写作小说的理想了。

不要特殊环境特殊人物

将人物置于一个条件狭隘的特殊环境里，逼使其表现出与众不同的个别的行为，以一点而来看全部。我以为这是一种以假设为前提的推理过程，可使人回避直面的表达，走的是方便取巧的捷径，而非大道。经验的局部和全部都具有自己固有的外形，形式的点与面均有自己意义的内涵。我怀疑它会突出与夸大了偶然性的事物，而取消了必然性。它还容易使人纠缠于细枝末节、潜心构思的精致与巧妙，使人忽略了大的悲恸与大的欢乐的情节，陶醉于趣味之中，而趣味性也是我所不要的。

不要材料太多

经验性的材料之间，其实并不一定具备逻辑的联系。它们虽然有时候表面上显得息息相关，但本质上往往互不相干。它们往往这个具有这样的动机，那个却具有那样的动机。它们放在一起，不仅不会共同走向纵深纵宽，还会互相拉扯与消耗，使事情变得模糊、含混，非但不前进，还会后退。所有一切有力量的东西都具有单纯的外形。材料太多会使人被表面复杂实质却简单的情节淹没，而忽视了具重要意义的情节。贝多芬的《命运交响曲》第一乐章，以一个主要的简单的材料，即而发展出如此激动有力的篇章。首先，这个材料具备发展的动力；其次，使用了调性、结构、和声、配器的武器。在小说里，什么标志材料具备动力，什么又是推动发展的逻辑武器，这就是我们写作者的难题所在。

不要语言的风格化

风格性的语言是一种标记性的语言，以这标记来代表与指示某种情景。它一旦脱离读者对此标记的了解和认同，便无法实现。所以，风格性的语言还是一种狭隘的语言。它其实缺乏建造的功能，它只能借助读者的想象来实现它的目的，它无力承担小说是叙述艺术的意义。它还是一种个人的标记，向人证明这就是某人，它会使人过于强调局部的、作为特征性的东西，带有趣味的倾向。

不要独特性

走上独特性的道路是20世纪作家最大的可能，也是最大的不幸。20世纪是个能源危机的时代，小说的思想部分与物质部分已被一代一代作家几乎消耗用尽，剩下的可能性已经很少。20世纪作家已成为一种普遍的职业，区别与其他人，便成为强烈而迫切的要求。作家们绞尽脑汁，要独辟蹊径，就好像在地面上圈出自己的领地。然而，他们无法抵制被侵略的命运。因为，独特性是极易被模仿、被重复的，所以，也是极易被取消的。它也具有使人迷恋、强调、发展与扩张局部的危险，它忽略了总体性的达到效果，而使之更上一层楼。它容易把个别的东西无限止、无根据地扩大，忽略了经验的真实性和逻辑的严密性。任何无法被人仿效的作家全不以独特性为特征，他们已高出地面，使人无法侵略。

这四点其实是互为关联的，与它们所相对的我认为要的那四点，正是我现在和将来所努力追寻的。有些事情要想明白了再做，另有些事情则是做起来才能明白。所以，我就只有边想边做。
（文汇报 2011-04-0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