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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派文化的渊源与流变

  海派文化渊源流变

  朱少伟

  一

上海处在东亚大陆海岸线中点,由此抵北美和西欧的距离大致相等。这得天独厚的地理位置,使它最有条件成为各种文化交流的枢纽。

远在唐代,上海地区就出现名闻遐迩的外贸港口青龙镇(今青浦区旧青浦镇)。宋元以降,随着海上贸易的繁盛,上海由镇升县,更是迅速崛起。当上海跃为江南重要商业城市,并迸发巨大潜力朝近代化方向迈进之际,却遇到前所未有的变局。

在鸦片战争的硝烟中,清政府被迫与英国签订不平等的《南京条约》。1843年11月,西方列强觊觎已久的黄金口岸上海在屈辱中开埠。仅隔两年,这里便出现第一个租界——英租界。法国、美国进行效仿,相继在上海辟出法租界、美租界(1863年美租界与英租界合并为公共租界)。从本质上说,租界是西方列强在中国建立的“国中之国”,也是其对华实施政治渗透、经济掠夺的基地,但殖民主义者的动机不能完全决定效果:租界当局采取严格的市政管理方式和先进的建设手段,在客观上促进了上海城市近代化;租界内创办的教会学校、译书机构、外国报刊等,或多或少传播了西方科学文化知识。英租界、法租界起初合计长约10华里,被泛称“十里洋场”,后来租界疯狂扩张,竟掩有今上海老市区的大部分,与此同时华籍居民大量迁入。毛祥麟在1870年刻印的《墨余录》中记述,租界“里巷纷纭,行人如蚁。华民多设肆于中,铺户鳞比”。到19世纪末,据统计租界人口已骤增至40多万,外侨约占1.6%,此外均为上海和来自各省的居民。长期的“华洋共处”、“五方杂居”,实际也是一个中西文化剧烈碰撞、南北文化频繁交汇的复杂过程,最终它们都在不同程度上得到了融合。这种融会,即为海派文化产生的基础。

“海派”一词肇始于中国画。晚清,大批画家为谋生或避乱,纷纷携艺来到上海,使之逐渐成为绘画活动中心。黄式权在1883年刻印的《淞南梦影录》中提及:“各省书画家以技鸣沪上者,不下百余人。”许多画家受到新风气的影响,不愿再陷于窠臼,他们勇敢地向守旧派和复古派挑战,在中国画的传统基础上吸纳民间绘画艺术和西洋画技法,形成融古今土洋为一体的海上画派,又称海派,主要代表有赵之谦、任伯年、吴昌硕等。海上画派之名无疑与金陵画派、虞山画派、娄东画派同构,但别出心裁拿掉其中间两字径呼海派,则既能看成简称,又可视为讥诮,据《清稗类钞》说:“海者,泛滥无范围之谓。”事实上,当时海上画派因破格创新、个性鲜明,往往被坚持“正统”的士绅阶层斥为浅薄、混乱。此种观念直至民国期间尚存,如俞剑华在1937年出版的《中国绘画史》中说:“同治、光绪间,时局益坏,画风日漓。画家多蜇居上海,卖画自给,以生计所迫,不得不稍投时好,以博润资,画品遂不免日流于俗浊,或柔媚华丽,或剑拔弩张,渐有海派之目。”然而,海上画派对绘画发展的促进作用毕竟无法抹煞,“海派”终究成为美术界的专业化中性名词。

“海派”的另一重要起源在戏曲。晚清,上海作为典型的移民城市,出现中国传统戏曲与西洋剧同地登台的情形。王韬在1875年刻印的《瀛濡杂志》中称西人演剧“衣裙四周悉缀宝珠,雪肤花貌,掩映于明灯之下,与烛光相相激射”,而且“山河宫阙,悉以画图,遥望之几于逼真。凡此戏术,皆自海外来”。西洋“戏术”给人们一种新鲜感,也对流行上海的南派京剧产生影响。到1893年,池志澄撰写的《沪游梦影》已对“沪上梨园”如是描述:“各戏登场,万头攒动,蚁拥蜂喧。更复有以灯彩技艺擅长者如《凤莲山》、《洛阳桥》、《斗牛宫》、《宝莲灯》,每演一戏,蜡炬费至二千余条,古称火树银花,当亦无此绮丽矣!”这表明,此时部分西洋“戏术”融入了戏曲。革命党人王钟声等为提倡“改良戏剧”,1907年在上海办起通鉴学校,并带领由京剧票友组成的春阳社公演新剧。1908年,在商界翘楚支持下,潘月樵和夏月珊、夏月润昆仲等于十六铺华界创办新舞台,这不仅是中国第一座近代化的新式剧场,也是上海戏曲改良的标志。新舞台摈弃老的戏园格局,将传统的三面敞开式舞台改为镜框式舞台,并装置灯光、活动布景,使台上既能展示山林旷野,又能显现曲院洞房,从而配合剧情增加观众的真实感。辛亥革命前后,这里相继排演《党人碑》、《明末遗恨》、《黑籍冤魂》、《拿破仑》、《黑奴吁天录》、《新茶花女》等新剧,使戏曲包容现实和西洋题材,由古装拓展到时装和洋装,从舞台虚拟变为充分运用机关布景。最终,在著名“麒派”创始人周信芳为代表的表演艺术家的共同努力下,海派京剧呱呱坠地。应该指出,据《清稗类钞》称,早在此前京城的走红伶人便“呼外省之剧曰海派”,这显然是带揶揄的泛称;它被用来专指在传统基础上创新的京剧上海流派,则有了特定寓意,但无论如何,当时相对代表传统文化正宗的京派而言,海派只能算作变异。

海派作为艺术流派滥觞后,很快从中国画、京剧漫开至电影、小说、美术教育等领域,乃至社会风尚、生活方式,积而久之,便有了海派文化的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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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派近海,萌芽时遭到欧风美雨的猛烈吹淋。昔日租界的畸型繁荣,一方面在某种程度为之发育提供客观条件,一方面又使之容易赘附负面的东西。为此,上世纪30年代初期文坛发生了“京海之争”。

1934年1月7日,沈从文在《大公报·文艺副刊》发表《论“海派”》,其中这样抨击:“‘名士才情’与‘商业竞卖’相结合,便成立了我们今天对于海派这个名词的概念。但这个概念在一般人却模模糊糊的。且试为引伸之:‘投机取巧’,‘见风转舵’……一看情形不对时,即刻自首投降,且指认栽害友人,邀功牟利,也就是所谓海派。因慕渴出名,在作品之外去利用种种方法招摇;或与小刊物互通声气,自作有利于己的消息;或每书一出,各处请人批评;或偷掠他人作品,作为自己文章;或借用小报,去制造旁人谣言,传述撮取不实不信的消息,凡此种种,也就是所谓海派。”沈从文作为京派文人,在文章中虽然切中部分海派文人之时弊,但也明显带偏激,几乎一股脑儿将文坛的秽行都归结为海派。

对此立即作出反应的是曹聚仁,他于1月17日在《申报·自由谈》发表《京派与海派》,说:“‘京派’和‘海派’本来是中国戏剧上的名词,京派不妨说是古典的,海派不妨说是浪漫的;京派如大家闺秀,海派则如摩登女郎”,“若大家闺秀可嘲笑摩登女郎卖弄风骚,则摩登女郎亦可反唇讥笑大家闺秀为落伍”;“海派文人无一是,固也。然而穿高跟鞋的摩登女郎,在街头往来,在市场往来,在公园往来,她们总是社会的,和社会接触的。那些裹着小脚,躲在深闺的小姐,不当对之有愧色吗?”此种迂回的辩解,极为巧妙,也较易让人接受。

接着,徐懋庸于1月20日在《申报·自由谈》发表《“商业竞卖”与“名士才情”》,称:“文坛上倘真有‘海派’与‘京派’之别,那末我以为‘商业竞卖’是前者的特征,‘名士才情’却是后者的特征。海派文人,多半以稿费为第一目的,故‘投机取巧’、‘见风转舵’等丑态,诚不能免。京派文人,则或为大学教授,或兼政府官职,凭借官僚机关而生活,基础巩固,薪金丰厚,自不至如海派文人那样之穷形极相,故亦不必‘投机’、‘看风’”;“商人和名士都要钱用。但商人用的钱,是直接地用手段赚来的,名士用的钱,则可来得曲折,从小百姓手中出发,经过无数机关而到名士手中的时候,腥气已完全消失,好像离开厨房较远的人吃羊肉一样”。这也是间接的反驳,可谓十分机智。

在唇枪舌剑中,《申报·自由谈》和《大公报·文艺副刊》成为主要阵地,一些文艺刊物也有所介入,相继亮相的重头文章还有沈从文的《关于“海派”》,曹聚仁的《续谈“海派”》,苏汶的《文人在上海》,青农的《谁是“海派”?》,毅君的《怎样清除“海派”?》,师陀的《“京派”与“海派”》,胡风的《再论京派海派及其他》,仰孟的《大学生与海派》,韩侍桁的《论海派文学家》,姚雪垠的《京派与魔道》等。这场汇总对京派、海派种种看法的论争,虽然持续时间不算太长,但却异常激烈,结果弄得京派、海派都“灰头土脸”,以至高潮过后仍有余波。

当时,鲁迅很冷静地看待“京海之争”。1934年2月3日,他在《申报·自由谈》发表《“京派”与“海派”》,指出:“北京是明清的帝都,上海乃各国之租界,帝都多官,租界多商,所以文人之在京者近官,没海者近商,近官者在使官得名,近商者在使商获利,而自己也赖以糊口。要而言之,不过‘京派’是官的帮闲,‘海派’则是商的帮忙而已。但从官得食者其情状隐,对外尚能傲然,从商得食者其情状显,到处难于掩饰,于是忘其所以者,遂据以有清浊之分。而官之鄙商,固亦中国旧习,就更使‘海派’在‘京派’的眼中跌落了。”这段关于京派、海派的著名阐述,是最超然公正的,在社会上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芦沟桥事变后,随着政局的动荡,文化教育界的情况也起较大变化。魏京伯在1939年6月发表于《鲁迅风》的《海派与京派产生的背景》中谈到:“凡是在上海教育文化上工作的人称为海派,凡在北京教育文化上工作的人名为京派。但七七全面抗战以来,北京的文化人一部到长安去,一部到昆明去,一小部来到上海,留一小部分在北京;上海的文化人也有一部分到外地去了;现在的京海二派亦不成其为派了。是以京派海派已成考古上名词。”这虽反映了实际现状,但所作推论未免极端化。因为,在“孤岛”时期的上海,仍活跃着以张爱玲、苏青、予且为代表的海派作家。

海派与生俱来有兼收并蓄、开拓创新的特点,当年海上画派的异军突起,海派京剧的独树一帜,足可证明。时间的推移,使海派又清晰凸显另两个特点:灵活机动,苏州、无锡的“小热昏”、“唱新闻”、“隔壁戏”进入上海演变成著名滑稽戏即为一例;丰富多彩,在文化艺术和社会生活中都能尽显魅力。然而,毋庸讳言,海派也曾有消极面,如崇洋意识、市侩心理、奢浮风气等;迄今,有的老年市民还习惯以“海派”来形容卖弄噱头的人。因此,必须以科学和辩证的眼光看待海派,使之扬长避短,健康地发展。

由于各种原因,海派一度沉寂,甚至被淡忘。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改革开放以磅礴气势席卷全国,精神文明建设受到高度重视,上海作为近代文明兴起较早的大都市,自然会回眸文化底蕴,并凭借传统资源重塑城市形象。在这种背景下,海派又成为热门话题。

自1988年上海大众文学学会推出《海派文学》丛书以来,诸如海派小说、海派昆剧、海派灯谜、海派插花、海派盆景、海派菜肴、海派点心、海派服饰等名称层出不穷。

如今,海派早已不再是指具体的艺术流派,而成为一种文化现象、文化风格和文化精神;同时,上海作为一个新观念的发源地,对所辐射的地区有巨大影响力,这逐渐使海派的某些特点为各种文化共有。因此,深入研究海派文化便成了更加重要的课题。可以相信,海派文化研究的深入,也将对上海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都市文化起到积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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