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少伟
一
上海处在东亚大陆海岸线中点，由此抵北美和西欧的距离大致相等。这得天独厚的地理位置，使它最有条件成为各种文化交流的枢纽。
远在唐代，上海地区就出现名闻遐迩的外贸港口青龙镇(今青浦区旧青浦镇)。宋元以降，随着海上贸易的繁盛，上海由镇升县，更是迅速崛起。当上海跃为江南重要商业城市，并迸发巨大潜力朝近代化方向迈进之际，却遇到前所未有的变局。
在鸦片战争的硝烟中，清政府被迫与英国签订不平等的《南京条约》。1843年11月，西方列强觊觎已久的黄金口岸上海在屈辱中开埠。仅隔两年，这里便出现第一个租界——英租界。法国、美国进行效仿，相继在上海辟出法租界、美租界(1863年美租界与英租界合并为公共租界)。从本质上说，租界是西方列强在中国建立的“国中之国”，也是其对华实施政治渗透、经济掠夺的基地，但殖民主义者的动机不能完全决定效果：租界当局采取严格的市政管理方式和先进的建设手段，在客观上促进了上海城市近代化;租界内创办的教会学校、译书机构、外国报刊等，或多或少传播了西方科学文化知识。英租界、法租界起初合计长约10华里，被泛称“十里洋场”，后来租界疯狂扩张，竟掩有今上海老市区的大部分，与此同时华籍居民大量迁入。毛祥麟在1870年刻印的《墨余录》中记述，租界“里巷纷纭，行人如蚁。华民多设肆于中，铺户鳞比”。到19世纪末，据统计租界人口已骤增至40多万，外侨约占1.6%，此外均为上海和来自各省的居民。长期的“华洋共处”、“五方杂居”，实际也是一个中西文化剧烈碰撞、南北文化频繁交汇的复杂过程，最终它们都在不同程度上得到了融合。这种融会，即为海派文化产生的基础。
“海派”一词肇始于中国画。晚清，大批画家为谋生或避乱，纷纷携艺来到上海，使之逐渐成为绘画活动中心。黄式权在1883年刻印的《淞南梦影录》中提及：“各省书画家以技鸣沪上者，不下百余人。”许多画家受到新风气的影响，不愿再陷于窠臼，他们勇敢地向守旧派和复古派挑战，在中国画的传统基础上吸纳民间绘画艺术和西洋画技法，形成融古今土洋为一体的海上画派，又称海派，主要代表有赵之谦、任伯年、吴昌硕等。海上画派之名无疑与金陵画派、虞山画派、娄东画派同构，但别出心裁拿掉其中间两字径呼海派，则既能看成简称，又可视为讥诮，据《清稗类钞》说：“海者，泛滥无范围之谓。”事实上，当时海上画派因破格创新、个性鲜明，往往被坚持“正统”的士绅阶层斥为浅薄、混乱。此种观念直至民国期间尚存，如俞剑华在1937年出版的《中国绘画史》中说：“同治、光绪间，时局益坏，画风日漓。画家多蜇居上海，卖画自给，以生计所迫，不得不稍投时好，以博润资，画品遂不免日流于俗浊，或柔媚华丽，或剑拔弩张，渐有海派之目。”然而，海上画派对绘画发展的促进作用毕竟无法抹煞，“海派”终究成为美术界的专业化中性名词。
“海派”的另一重要起源在戏曲。晚清，上海作为典型的移民城市，出现中国传统戏曲与西洋剧同地登台的情形。王韬在1875年刻印的《瀛濡杂志》中称西人演剧“衣裙四周悉缀宝珠，雪肤花貌，掩映于明灯之下，与烛光相相激射”，而且“山河宫阙，悉以画图，遥望之几于逼真。凡此戏术，皆自海外来”。西洋“戏术”给人们一种新鲜感，也对流行上海的南派京剧产生影响。到1893年，池志澄撰写的《沪游梦影》已对“沪上梨园”如是描述：“各戏登场，万头攒动，蚁拥蜂喧。更复有以灯彩技艺擅长者如《凤莲山》、《洛阳桥》、《斗牛宫》、《宝莲灯》，每演一戏，蜡炬费至二千余条，古称火树银花，当亦无此绮丽矣!”这表明，此时部分西洋“戏术”融入了戏曲。革命党人王钟声等为提倡“改良戏剧”，1907年在上海办起通鉴学校，并带领由京剧票友组成的春阳社公演新剧。1908年，在商界翘楚支持下，潘月樵和夏月珊、夏月润昆仲等于十六铺华界创办新舞台，这不仅是中国第一座近代化的新式剧场，也是上海戏曲改良的标志。新舞台摈弃老的戏园格局，将传统的三面敞开式舞台改为镜框式舞台，并装置灯光、活动布景，使台上既能展示山林旷野，又能显现曲院洞房，从而配合剧情增加观众的真实感。辛亥革命前后，这里相继排演《党人碑》、《明末遗恨》、《黑籍冤魂》、《拿破仑》、《黑奴吁天录》、《新茶花女》等新剧，使戏曲包容现实和西洋题材，由古装拓展到时装和洋装，从舞台虚拟变为充分运用机关布景。最终，在著名“麒派”创始人周信芳为代表的表演艺术家的共同努力下，海派京剧呱呱坠地。应该指出，据《清稗类钞》称，早在此前京城的走红伶人便“呼外省之剧曰海派”，这显然是带揶揄的泛称;它被用来专指在传统基础上创新的京剧上海流派，则有了特定寓意，但无论如何，当时相对代表传统文化正宗的京派而言，海派只能算作变异。
海派作为艺术流派滥觞后，很快从中国画、京剧漫开至电影、小说、美术教育等领域，乃至社会风尚、生活方式，积而久之，便有了海派文化的概念。
二
海派近海，萌芽时遭到欧风美雨的猛烈吹淋。昔日租界的畸型繁荣，一方面在某种程度为之发育提供客观条件，一方面又使之容易赘附负面的东西。为此，上世纪30年代初期文坛发生了“京海之争”。
1934年1月7日，沈从文在《大公报·文艺副刊》发表《论“海派”》，其中这样抨击：“‘名士才情’与‘商业竞卖’相结合，便成立了我们今天对于海派这个名词的概念。但这个概念在一般人却模模糊糊的。且试为引伸之：‘投机取巧’，‘见风转舵’……一看情形不对时，即刻自首投降，且指认栽害友人，邀功牟利，也就是所谓海派。因慕渴出名，在作品之外去利用种种方法招摇;或与小刊物互通声气，自作有利于己的消息;或每书一出，各处请人批评;或偷掠他人作品，作为自己文章;或借用小报，去制造旁人谣言，传述撮取不实不信的消息，凡此种种，也就是所谓海派。”沈从文作为京派文人，在文章中虽然切中部分海派文人之时弊，但也明显带偏激，几乎一股脑儿将文坛的秽行都归结为海派。
对此立即作出反应的是曹聚仁，他于1月17日在《申报·自由谈》发表《京派与海派》，说：“‘京派’和‘海派’本来是中国戏剧上的名词，京派不妨说是古典的，海派不妨说是浪漫的;京派如大家闺秀，海派则如摩登女郎”，“若大家闺秀可嘲笑摩登女郎卖弄风骚，则摩登女郎亦可反唇讥笑大家闺秀为落伍”;“海派文人无一是，固也。然而穿高跟鞋的摩登女郎，在街头往来，在市场往来，在公园往来，她们总是社会的，和社会接触的。那些裹着小脚，躲在深闺的小姐，不当对之有愧色吗?”此种迂回的辩解，极为巧妙，也较易让人接受。
接着，徐懋庸于1月20日在《申报·自由谈》发表《“商业竞卖”与“名士才情”》，称：“文坛上倘真有‘海派’与‘京派’之别，那末我以为‘商业竞卖’是前者的特征，‘名士才情’却是后者的特征。海派文人，多半以稿费为第一目的，故‘投机取巧’、‘见风转舵’等丑态，诚不能免。京派文人，则或为大学教授，或兼政府官职，凭借官僚机关而生活，基础巩固，薪金丰厚，自不至如海派文人那样之穷形极相，故亦不必‘投机’、‘看风’”;“商人和名士都要钱用。但商人用的钱，是直接地用手段赚来的，名士用的钱，则可来得曲折，从小百姓手中出发，经过无数机关而到名士手中的时候，腥气已完全消失，好像离开厨房较远的人吃羊肉一样”。这也是间接的反驳，可谓十分机智。
在唇枪舌剑中，《申报·自由谈》和《大公报·文艺副刊》成为主要阵地，一些文艺刊物也有所介入，相继亮相的重头文章还有沈从文的《关于“海派”》，曹聚仁的《续谈“海派”》，苏汶的《文人在上海》，青农的《谁是“海派”?》，毅君的《怎样清除“海派”?》，师陀的《“京派”与“海派”》，胡风的《再论京派海派及其他》，仰孟的《大学生与海派》，韩侍桁的《论海派文学家》，姚雪垠的《京派与魔道》等。这场汇总对京派、海派种种看法的论争，虽然持续时间不算太长，但却异常激烈，结果弄得京派、海派都“灰头土脸”，以至高潮过后仍有余波。
当时，鲁迅很冷静地看待“京海之争”。1934年2月3日，他在《申报·自由谈》发表《“京派”与“海派”》，指出：“北京是明清的帝都，上海乃各国之租界，帝都多官，租界多商，所以文人之在京者近官，没海者近商，近官者在使官得名，近商者在使商获利，而自己也赖以糊口。要而言之，不过‘京派’是官的帮闲，‘海派’则是商的帮忙而已。但从官得食者其情状隐，对外尚能傲然，从商得食者其情状显，到处难于掩饰，于是忘其所以者，遂据以有清浊之分。而官之鄙商，固亦中国旧习，就更使‘海派’在‘京派’的眼中跌落了。”这段关于京派、海派的著名阐述，是最超然公正的，在社会上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芦沟桥事变后，随着政局的动荡，文化教育界的情况也起较大变化。魏京伯在1939年6月发表于《鲁迅风》的《海派与京派产生的背景》中谈到：“凡是在上海教育文化上工作的人称为海派，凡在北京教育文化上工作的人名为京派。但七七全面抗战以来，北京的文化人一部到长安去，一部到昆明去，一小部来到上海，留一小部分在北京;上海的文化人也有一部分到外地去了;现在的京海二派亦不成其为派了。是以京派海派已成考古上名词。”这虽反映了实际现状，但所作推论未免极端化。因为，在“孤岛”时期的上海，仍活跃着以张爱玲、苏青、予且为代表的海派作家。
三
海派与生俱来有兼收并蓄、开拓创新的特点，当年海上画派的异军突起，海派京剧的独树一帜，足可证明。时间的推移，使海派又清晰凸显另两个特点：灵活机动，苏州、无锡的“小热昏”、“唱新闻”、“隔壁戏”进入上海演变成著名滑稽戏即为一例;丰富多彩，在文化艺术和社会生活中都能尽显魅力。然而，毋庸讳言，海派也曾有消极面，如崇洋意识、市侩心理、奢浮风气等;迄今，有的老年市民还习惯以“海派”来形容卖弄噱头的人。因此，必须以科学和辩证的眼光看待海派，使之扬长避短，健康地发展。
由于各种原因，海派一度沉寂，甚至被淡忘。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改革开放以磅礴气势席卷全国，精神文明建设受到高度重视，上海作为近代文明兴起较早的大都市，自然会回眸文化底蕴，并凭借传统资源重塑城市形象。在这种背景下，海派又成为热门话题。
自1988年上海大众文学学会推出《海派文学》丛书以来，诸如海派小说、海派昆剧、海派灯谜、海派插花、海派盆景、海派菜肴、海派点心、海派服饰等名称层出不穷。
如今，海派早已不再是指具体的艺术流派，而成为一种文化现象、文化风格和文化精神;同时，上海作为一个新观念的发源地，对所辐射的地区有巨大影响力，这逐渐使海派的某些特点为各种文化共有。因此，深入研究海派文化便成了更加重要的课题。可以相信，海派文化研究的深入，也将对上海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都市文化起到积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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