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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特区"与海派文学

●我们从许多书籍和报刊杂志乃至电影、电视中看到的“海”派,不外乎“老城厢”、“老洋房”、“老弄堂”、“下只角”等几种模式。

●由于很多人根深蒂固地对海派文学认识的局限,影响了他们的眼光、胸怀、气质、修养、格调;影响了他们对“大”上海和各种层次上海人的全面、深入的观察、研究与思考,影响了海派文学作品的容量、分量与质量。

●海派文学的性质,要求上海作家应该具有容纳百川的胸怀,大气磅礴的气度、高风亮节的人格,开拓创新的勇气,丰富渊博的知识,引领潮流的魅力,并把这些体现在自己的创作中。只有这样写出来的作品,才真正具有浓浓的“海”味儿。

十九世纪法国浪漫主义作家维克多·雨果说,每个作家都要有一块适合自己耕耘的土地;美国著名作家杰克·伦敦说得更形象、更具体:“我的创作的天堂,就是描写我脚下巴掌大的这块土地。”

雨果和杰克·伦敦所说的“那片土地”主要指作家最熟悉的某一种生活;作家最了解的某一层人物;作家最擅长运用的某一种手法;作家最得心应手的某一种表现形式,等等。用今天一句时髦的话说,就是找到和建立自己的“文学特区”,只有这样,才能最大限度地发挥创作激情与才华,写出最好最有特色的作品。这样的作品,其影响,往往以一当十、以一当百。

屠格涅夫的发现者,俄罗斯伟大现实主义批评家杜波罗留波夫说:“有些人在他的小说中发现了诗和描写的魅力,在各种人物和情势的勾勒中发现了精细与深刻。但是,毫无疑问,要使作家和他的作品获得持久的成功和荣誉,光凭这一点是不够的。”我们的很多作品,题材不可不谓重大,思想不可不谓先进,主题也很深刻,但就是流传不下来。屠格涅夫之所以了不起,就在于,他的小说,除了思想先进、主题重大以外,还具有非常独特鲜明的艺术风格、引人入胜的艺术魅力,因而受到那么多读者的欢迎,至今还影响着世界许多作家的创作。我们老一代作家鲁迅、茅盾、老舍、巴金、沈从文、赵树理、外国作家托尔斯泰、契钶夫;现代作家海明威、马尔克斯、博尔霍斯、日本的川端康成、村上春树等等,无不由于深耕细作自己那片“土地”、形成鲜明的艺术风格而独树一帜。中国当代作家韩少功、古华等以湘西为“根据地”,写出一系列具有浓郁特色的优秀之作;范小青笔下的人物和事件,都有一股股浓郁的“姑苏”气息而被评论家称为当代“江南清明上河图”;刘心武、刘恒笔下,扑鼻而来的京味儿让读者倍感亲切;蒋子龙以改革开放初期的现代化大城市、大企业为背景,塑造了很多工厂、企业的领导干部和工人形象;周而复以一部《上海的早晨》功成名就;王安忆的小说,大气、自然,明快,构筑了一系列人物的心灵世界而成为当今海派文学的领军;邓刚抓住了迷人的海;贾平凹在八百里秦川上做足文章;张承志以写北方的河流和草原而见长;张贤亮以描写中国知识分子的苦难而称著;至于在写作手法上,一提起中国的意识流,我们马上想到博学多才的王蒙;一提起大散文,我们马上想到著名学者余秋雨;一提起寻根文学,我们马上想到韩少功;一提起新写实主义,我们马上想到池莉、方方;一提起东北的黑土地,我们就会想到后来据上的迟子建,一提起中国的先锋派作家,我们就会想到马原、莫言、孙甘露、余华等等、等等:每当人们谈起某一个地区、某一种题材、某一类人物、某一种风格、某一种流派、某一种特色时,往往与某一个作家的名字及他的作品联系在一起:这就是文学“特区”的力量和光芒!相反,有许多作家,尽管发表、出版了好多作品,他们在社会上也有名气,但是,由于他们没有意识到建立自己的“特区”,看到什么写什么,想起什么写什么,甚至于,什么畅销写什么,就像黄牛拉车,凭着力气,拼命的写、写、写,写出来的作品缺乏个性、没有特色、因而,无论现代或历史上评论家找哪种特点、哪种风格、哪种流派,都找不到他们和他们的作品。对这些作家来说,我认为是很遗憾的。

提起文学特区,不能不讲海派文学。上海作家,其它的不说,光小说会员就有四百多名。他们当中,很多是全国会员,不少人具有较高的知名度。但是,就上海作家的数量和质量而言,与上海这座现代化国际大都市极不相称。有的作家,特别是中青年作家,虽然写了很多作品,而真正写出自己的特色、形成自己的流派、竖起自己的旗帜、建立起自己“特区”的,却为数不多。

为什么会这样?我认为,这是上海作家对海派文学的传统观念所至。

我们从许多书籍和报刊杂志乃至电影、电视中看到的“海”派,不外乎“老城厢”、“老洋房”、“老弄堂”、“下只角”等几种模式,而这些模式的作者,又大都是抱着怀旧、寻旧、复旧、猎奇心态。描写的人物是普通百姓,他们作为市民,突出一个“小”字;他们的境界,突出一个“俗”字;他们的人生,突出一个“凡”字;在语言上,把上海方言或“鸳鸯蝴蝶派”的修辞当成特色等等。他们所谓的“海”,不是大海的海、容纳百川的海,而是具体地域概念上“申”、“沪”的别名、代称。这样的“海派”,实际上是“沪派”、“申派”的别称。当然,我并不否认它们是海派,但是,这种海派,只是大海里的一朵浪花,特区里的一条街道,海派大文学的一个支流。不客气地说,由于很多人根深蒂固地对海派文学认识的局限,影响了他们的眼光、胸怀、气质、修养、格调;影响了他们对“大”上海和各种层次上海人的全面、深入的观察、研究与思考,影响了海派文学作品的容量、分量与质量。记得,改革开放初期,刘心武等作家建议《上海文学》作为一本都市文学刊物,应该多发表一些表现都市生活的作品。为此,主编周介人先生提出“新市民文学”概念。但大量来稿,描写的几乎都是老市民、老街道、老弄堂。而他们所写的“新”,不过是老套子装了新主题、新故事。只有殷慧芬,在她的中篇小说《燄玉》和长篇小说《汽车城》里,主人公是城市最现代化企业里的高层管理人员,甚至还有外国人。当时她还怀疑自己写的是不是“市民”文学?是不是“海派”文学?我说,当然是。他们生活在上海,就是上海的市民。你是上海作家,写出来的作品,就是海派文学。

什么是“海派”?

我认为,海派可以用一个字来概括,那就是“大”:我们可以理直气壮地说:“海派文化是大文化”;“海派文学是大文学”!它是多元、多义、多种、多变文化的融合。这种多元、多义、多种、多变、有容乃大、任其自然的文化现象,很难用某一个地区的文化特点概括。由于种种历史的、政治的、经济的、文化的原因,使得上海这座城市,形成一座既有鲜明的中国特色又是国际化的大都市。也有人说它是一座“世界城市”。这样,就注定了它不但有旧文化,也有新文化;不但有现代文化,也有当代文化;不但有南方文化,也有北方文化;不但有东方文化,也有西方文化甚至伊斯兰文化;注定了海派是一个大派,一个由多种风格、多种流派组成的大特区、大派别。上海是一座开放型城市,作家来自五湖四海,他们所反映的生活,自然而然是四面八方。从引导的角度出发,希望、建议他们像北京作家写北京那样写上海,这是应该的,但不一定在表面或形式上局限于上海。当年的鲁迅、巴金、茅盾等、他们所写的,大都是自己故乡的人与事。他们的写作,也不限于文学,往往还兼任教授、学者、翻译,等等。作为一个上海作家,应该写上海,最好写上海。但我认为,大可不必背上包袱,只要能写出有个性、有特色的作品,就是好作家。改革开放以来,上海涌现出许多优秀作家,如余秋雨、宗福先、赵丽宏、陈村、孙甘露、叶辛、韩寒、王小鹰、殷慧芬、王竹林、陈思和、秦文君、陈丹燕、等等、等等。而在这些作家中,最突出、最优秀的是王安忆。我们从她的任何一部作品的构思与叙述中,甚至从她的小说课堂上,都能感受到她的潇洒大气、她的随意自如、她感情的自然流露、她对读者刨心挖肺般的坦诚、她的语言的流畅与智慧、她认真却又无拘无束的探索:一句话:她的创作,看似无为,实际是无为即为,从而形成大气、自然、明快的艺术风格,成为当代海派文学的代表作家。从王安忆和许多上海作家的创作实践中,我们可以看出,海派文学的性质,要求上海作家应该具有容纳百川的胸怀,大气磅礴的气度、高风亮节的人格,开拓创新的勇气,丰富渊博的知识,引领潮流的魅力,并把这些体现在自己的创作中。只有这样写出来的作品,才真正具有浓浓的“海”味儿。

文学创作需要天赋。但天赋不是唯一的门槛。它首先是一种境界,一种格调,一种灵魂的搏击和生命的燃烧。“小说是什么?小说不是现实,它是个人的心灵世界”;“小说的价值是开拓一个人类的‘神界’”。王安忆把小说创作提到如此的高度,那么她,在众多的上海中青年作家中独树一帜,成为改革开放后海派文学的代表作家,绝非偶然。

2001年5月12日,我在《文艺报》上发表了一篇文章,题目是《走出低谷与第二周期》。在这篇文章中,我提出一个观点:由于社会制度的变革,西方文化的影响,20世纪初中叶,我国文坛上出现了鲁迅、茅盾、郭沫若、巴金、老舍、沈从文、徐志摩等一大批文学巨匠,形成我国文学的“第一周期”。一百年后的今天,随着我国更加改革开放,我们政治生活更加民主,经济更加繁荣,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及全民素质的增强,到21世纪初中叶,一定会出现中国文学的“第二周期”。

可以预言,当中国文学的第二周期来临之时,今天活跃在文坛上的中青年作家,都进入了创作成熟的中老年时期,一个多风格、多特色的海派作家群,定会出现在新上海滩上。

(张斤夫 文汇报 2009-05-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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