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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女作家:那些风花雪月的事

【导语】上海,是一个盛产女作家的城市。几乎没有一个城市,像上海这样,能够聚集如此多的女作家。不知道是因为上海这个城市的吸引力,还是这个城市自身有着造就女作家的土壤,在每一个历史时期,中国文坛都有一大批上海女作家活跃着,为这个城市塑就着文学的辉煌。 从上世纪三四十年代的丁玲、罗洪、张爱玲、苏青、关露、施济美、潘柳黛、到当今活跃在中国文坛王安忆、程乃珊、竹林、秦文君、陈丹燕、王晓玉、陈惠芬、竹林、蒋丽萍、王小鹰、殷惠芬…… 从当年的“东吴系”、“小姐作家”,到前些年以“美女作家”、“身体写作”声震文坛的卫慧、棉棉,可以说每一个重要的时期都有一批女作家在代言着这个城市。

上篇:彼一时,群星闪耀

五四运动以后,随着白话文写作的兴起,中国的文学进入了一个辉煌时期。无数的文化名流在这一时期产生。上海,以其独特的经济政治环境,还有它那独有的文化氛围,在造就一批男作家的同时,也造就了一批独树一帜的女作家。 早在上世纪20年代初,上海就涌现出一批用白话文写作的女作家。被胡适称为“最早的同志”的陈衡哲,接连有小说散文,发表于沪地的报刊。多年后结集出版小说集《小雨点》和散文集《衡哲散文集》。曾在上海大夏大学教书的庐隐,1925年出版了第一部小说集《海滨故人》。1928年,旅居上海的丁玲,发表了轰动文坛的名作《莎菲女士的日记》。稍后,以爱情小说名世的女作家沉樱亦脱颖而出。

进入30年代,中国左翼作家联盟在上海成立,女作家丁玲、白薇、冯铿成为早期的“左联”成员。其后“左联”又吸收了这一时期在上海的一些颇有名望的女作家,萧红、葛琴、草明、安娥、关露等。同时,赵清阁出版了第一部小说《旱》,方令儒创作了不少新诗,被誉为“新月派”女诗人,现在仍在世的百岁女作家罗洪,也是在这时发表了第一篇小说《不等边》。 丁玲是这一时期女作家崛起的代表,她的作品也影响了当时乃至后来许多作家的写作。

丁玲,原名蒋伟,字冰之,笔名彬芷、从喧等。1904年10月12日生于湖南常德。父亲曾留学日本,为人豪侠仗义。母亲仰慕新学,自立自强,在丈夫病逝后,辗转求学,并取得了教师资格,自己办学教书。因为父辈的影响,丁玲身上也有着豪爽、独立的气质。 丁玲可以说是二三十年代最有才情的女作家。1927年12月,处女作《梦珂》发表,转年2月,成名作《莎菲女士的日记》在《小说月报》甫一发表,便震惊了当时文坛。少女时代,丁玲先后在桃源、常德、长沙等地读书。1921年与好友王剑虹赴上海,入陈独秀创办的平民女校,后来又进了瞿秋白等主持的上海大学。1924年由上海转赴北京。1928年丁玲返回上海后,和胡也频、沈从文一起创办了《红黑》文学杂志。1930年参加中国左翼作家联盟,这时期她创作了《水》、《母亲》等作品。 1933年5月丁玲在上海被国民党特务绑架,后转至南京幽禁三年。“丁玲失踪”事件,在当时社会上引起极大影响。 1936年,丁玲由南京辗转到了延安。此后,陆续创作了《一颗未出膛的枪弹》、《夜》、《我在霞村的时候》、《在医院中时》等作品,并于1948年完成了后来获斯大林文学奖的长篇小说《太阳照在桑干河上》。 1986年3月4日,丁玲因病在北京去世,享年82岁。丁玲一生著作丰富,许多作品被译成多种文字,在世界各国流传。

到了1938年,上海沦陷进入孤岛时期后,上海的文化界出现了一种奇特的繁荣。短短两三年间,相继涌现出张爱玲、苏青、潘柳黛、杨琇珍、施济美、周炼霞等一批年轻的女作家。她们的作品风格各异,不仅在当时造成了极强的社会影响,更造就了张爱玲、苏青这样无数人景仰的女性先驱。上海的女作家群体也就是在这时,开始真正展现出她独具的风情,独特的魅力。

张爱玲

张爱玲,这个出身名门的奇女子(祖父是清都察院左副都御史,祖母是李鸿章的女儿),会在文学史上如此的闪耀,实在出乎许多人的意料。中国女作家中,至少到现在,张爱玲其人仍几乎是个无法超越的存在。但是,如此辉煌的名头,却没能摆脱一个悲情女人的命运。出身名门,却生在了没落的朝代。幼时父母离离异,与弟弟在父亲和后母监管的阴影下长大。后来逃到母亲身边,又因为母亲境况不佳,张本人性情孤傲,母女间的矛盾仍无法调和。求学之路亦是坎坷。这个天才少女,本来考上了伦敦大学,却因为赶上了大战,只得去香港读书,眼看要毕业了,香港又沦陷,只得回到上海来。 24岁时与胡兰成的一场传奇般的爱恋,在拼命的付出后又注定了一场不幸。万般无奈之际,逃离大陆,原想在海外会有奇迹出现,等着她的却只有贫穷与屈辱。初到美国,张爱玲与美国作家赖雅的结婚,有过一段清贫也平静的生活。随着赖雅的去世,又长久地陷入孤独与惶惑,直至1995年9月8日被房东发现死于自己的公寓。张爱玲是一个独特的女子,不论是她自身的生活方式,还是作品的表现,她创造了一种在后来被叫作“小资”的生活兼写作的人生模式。有人说,张爱玲的作品大部分致力于描写旧上海的风情。应该说,张爱玲的作品所描写的是最现代的上海生活,是对现实的最好的描述。当然,现代与现实是相对于张爱玲的生活而言的,无论是《半生缘》、《金锁记》还是《倾城之恋》,她描写的都是她沉溺其中的那个时代,那个时代的自己的生活。

苏青

苏青本名冯允庄,和张爱玲是好友,当年的声名不在张爱玲之下,被誉为“上海文坛上最负盛誉的女作家”。 生于1914年的苏青,长张爱玲八岁。一样的是,也经历了一次失败的婚姻,也同样的晚景凄凉。与张爱玲有所不同,苏青的性格有着开朗、幽默甚至泼辣的一面。《秋海棠》作者秦瘦鸥体胖,她见之就说,你不是叫瘦鸥吗,还那么胖?且送他个诨号“肥鸭”。同为女作家的潘柳黛,苏青有点看不惯其作派,曾当着友人面笑谑她:“你眉既不黛,腰又不柳,为何叫柳黛呢?” 性情爽直的苏青有着很强的交际能力,与当时上海的政要周佛海、陈公博交往甚密。创办《天地》月刊和天地出版社时,当时的政界文坛名流如周作人、陈公博、周佛海父子、胡兰成、谭正璧、秦瘦鸥、朱朴、张爱玲、纪果庵、柳雨生等,都被她拉来写稿。但是这些也成了她的历史罪证,曾被冠了“汉奸”和“文妓”的称呼。 1982年,苏青于贫病交加中在上海寂寞离世,享年69岁。而在她死前,想找一本自己的《结婚十年》看看,女儿托人好不容易找到了当时仍属禁书之列的《结婚十年》,借阅条件是速阅速还。《结婚十年》可以说是苏青最成功的作品。这部长篇自传体小说到1948年竟印了18版,它的续篇《续结婚十年》于1947年出版,一年多的时间里也印了4版。她的散文集有《浣锦集》、《涛》、《饮食男女》、《逝水集》。此外长篇小说《歧途佳人》在当年也是一时洛阳纸贵。

“春天里来百花香,朗里格朗里格朗里格朗,和暖的太阳在天空照,照到了我的破衣裳。朗里格朗里格朗里格朗……”这首脍炙人口的歌曲《春天里》的词作者,正是被称为“上海滩才女”的关露。而“宁为祖国战斗死,不做民族未亡人!”这样的爱国诗词更曾为她赢得了“民族之妻”的称号。这样一位当年与丁玲和张爱玲齐名的女作家,却有着堪称传奇的一生。在关露声名正炽的时候,受党组织指派打入了敌伪内部,成为了一名出色的女间谍,不曾想这却使她背负了43年的汉奸的骂名。直到1982年得到平反后,这位出色的女作家、女间谍才终于放下了心头的包袱,再无牵挂,于平反几天后在家中吞食安眠药自杀。随着电影《风声》的上映,这位女主角的原型也越来越被人们关注。早在1936年关露就出版了诗集《太平洋上的歌声》,1940年出版了讲述她从童年到大学时代经历的自传体小说《新旧时代》,其后又在自己供职的《女声》杂志上连载小说《黎明》。这些作品蜚声海内外,也奠定了她在新女性文化运动中的地位。除了创作,她还翻译了高尔基的《海燕》、《邓肯自传》等许多日后广为人知的优秀作品。

这一时期的上海文坛绝不仅仅是这么几颗女星在闪耀。还有着一批被称为“东吴系”的女作家们。 1946年1月,《上海文化》月刊举办了“你最钦佩的一位作家”的读者调查。排在巴金、郑振铎、茅盾之后高居第四的,不是张爱玲、苏青,而是施济美。施济美即是和汤雪华、俞昭明、邢禾丽、郑家瑷、杨依芙、练元秀、程育真等一批就读于东吴大学或东吴附中,被当时文坛称为“东吴系”的女作家群体的代表。

施济美是“东吴系”女作家的领军人物。从高中时即开始写作,在“东吴系”中是作品最多,影响最大的一位。在40年代的上海文坛享有盛誉。从1938在《青年周报》上发表《死的滋味》开始,共发表了数十万字的小说和散文,刊登在当时的《万象》、《春秋》、《幸福》及《小说月报》等知名刊物上。后来出版了两本小说集《凤仪园》和《鬼月》。前者一年之内印了三版。长篇小说《莫愁巷》曾在香港出版,被改编成电影。施济美可称得上一位痴情女子。十九岁时初恋情人不幸因敌机轰炸遇难后,她以恋人的名义写家书给其父母,接到家书后,二老还要施济美代他们复信。直到抗战胜利后,施济美方试着把不幸消息告诉恋人的母亲,在恋人的母亲因伤心过度离世后。施济美又苦造“家书”安慰恋人的父亲,让其颐养天年。施济美笔下的作品大多与自身遭遇有着一些联系,小说里的人物大多也有着自己的影子。她将悲痛的思恋,化作笔下一篇篇寄托相思和哀愁的文章。同时她也通过小说抒发蕴藏在她心里的隐忍和怀念。沈寂先生曾撰文《施济美魂归何处》,其中写道:“施济美是四十年代驰名上海文坛的女作家。”“她的小说不是使人们随着世俗而沉落,而是经受磨难后的思想感情的升华,她发表的《爱的胜利》、《嘉陵江上的秋天》、《寻梦人》等小说,每一篇都引起读者共鸣、喜爱和赞赏,她成了拥有广大读者的女作家。所有杂志都因有施济美的文章而销路大增。”

1944年5月,女作家陶岚影,在当时上海十分风行的大众文学杂志《春秋》写了一篇名为《闲话小姐作家》的文章,用幽默闲适的笔调点评了当时包括“东吴系”在内的,活跃在文坛的众多女作家:张爱玲、施济美,俞昭明,施济英,汤雪华,程育真,杨琇珍,邢禾丽,郑家瑷,张爱玲,练元秀,马笑侬,李宗善,江泓等。由此这群活跃在当时上海滩的女作家也有了“小姐作家”的美称。终成了40年代上海文坛的一道秀丽风景。

下篇:此一时,再现繁华

解放后的上海文坛,女作家一度寥寥,除了解放前一度离开上海的女作家赵清阁、罗洪重返上海,原来上海的王元美也开始了新题材的写作。由于各种原因并没能形成真正的创作队伍。进入五六十年代,上海女作家的队伍稍有壮大,这时比较著名的女作家有菡子、茹志鹃、周正行、欧阳文彬以及同时身为演员的黄宗英等。这时的写作极具时代特征。如菡子创作的抗美援朝战争题材的小说《和平博物馆》,歌颂老解放区军民之情的小说《万妞》等。茹志鹃创作的歌颂人民军队和革命战士的小说《不拿枪的战士》和代表作《百合花》,还有小说集《高高的白杨树》和《静静的产院》等。周正行也创作了一些以救灾、反特和抗美援朝为题材的剧本。

上海文坛女作家队伍的再度繁荣,是在80年代以后。在经历了多年的停滞之后,上海又开始有了活力,很多消失的风景也逐渐恢复,也包括上海的女作家们。从1980年代初到1996年,参加上海作家协会的女会员达126人。戴厚英、王安忆、竹林、陆星儿、秦文君、陈丹燕、王晓玉、王周生、程乃珊、陈惠芬、蒋丽萍、王小鹰、殷健灵、殷慧芬、张烨等大量女作家的名字,从这时起纷纷见诸于报刊,很多至今仍活跃在文坛,在全国甚至世界文坛上都了相当的声名。 1980年代初,因为《人啊,人!》和《诗人之死》的出版,戴厚英成了备受关注的一位女作家。

戴厚英,1938年生于安徽淮北阜阳地区颍上县的一个小镇上。那里本是穷乡僻壤,更兼家中兄弟姐妹七人,使得她的家庭更加困苦。 1956年,因为师范大学有补贴,遂考入上海的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1960年毕业后,分配到中国作家协会上海分会的文学研究所。此后历任上海作家协会文学研究所文艺理论组助理研究员,复旦大学中文系、上海大学文学院副教授。 戴厚英的写作始于自身的经历。文化大革命中戴厚英与诗人闻捷相恋,而两人一个是专案组成员,一个是批判对象。闻捷自杀后,戴厚英身心受到了极大的打击,于是便有了她的第一部作品《诗人之死》。因为写了作者对“文革”的反思和感悟,触动某些人的神经而遭到百般阻挠,无法在上海出版,历经坎坷才于1982年转道福建出版。1980年她的第二部作品,也是她的成名作《人啊,人!》,在广东出版。纵然如此,《人啊,人!》的出版仍使她遭受了前无未有的“大批判”,这也是她在诗人闻捷死后,一生中蒙受的第二次重大打击。批判反而使她的作品更加受人关注。《人啊,人!》曾重印10次,总印数不下于百万册,被译成了英、法、德、俄、意、日、韩等许多语种。在挺过了这次打击后,戴厚英坚持写作,其后陆续出版了长篇小说《空中的足音》、《流泪的淮河》、《悬空的十字路口》、《脑裂》,中短篇小说集《锁链,是柔软的》、《落》,散文随笔集《戴厚英随笔》、《结庐在人境》,以及《性格•命运——我的故事》等多部作品。

可能是因为生活经历比较相近的原因,这一时期的女作家初始写作大多以“知青”文学开始。竹林反映“知青”生活的长篇小说《生活的路》曾经红极一时;王安忆有反映早期的“知青”题材的小说《雨,沙沙沙》、《本次列车终点》;陆星儿有以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和城乡妇女生活为题材的中短篇小说集《美的结构》;王小鹰的文学创作也是从“知青”文学起步。除了知青文学,儿童文学的创作也显现了繁荣的一面。上海许多女作家都从事过儿童文学的创作。不知道还有多少人记得,《长恨歌》的作者王安忆,也曾写过《谁是未来的中队长》这样比较成功的儿童文学作品。后来文名大盛的创作“上海系列”的作家陈丹燕曾经也是以儿童文学为主,写作了《少女们》、《女中学生三部曲》等多部儿童文学作品。此外还有秦文君、黄修纪等专门的儿童文学作家。秦文君创作的儿童文学《男生贾里》、《女生贾梅》和《十六岁少女》等出版后,受到广大小读者的欢迎。黄修纪《陈柯和她的伙伴》、《小甲虫破案记》等儿童文学作品,也曾卓有影响。不得不说八、九十年代的文化氛围是比较活泼比较宽松的。这一时期的写作除了忆旧式的“知青”写作,还有着很多的表现形式。程乃珊讲述民族资本家及其后代,在几十年社会变革中对人生不同选择的成名作《蓝屋》,和描写一个民族金融家的人生之路及旧上海豪门望族生活的长篇小说《金融家》,成为她这一时期的代表作。王安忆则有“寻根”题材的中篇小说《小鲍庄》,和后来颇受争议的“三恋”系列(《小城之恋》、《荒山之恋》、《锦绣谷之恋》)。抒写上海弄堂文化的作品《长恨歌》,更为她争得第五届茅盾文学奖的荣誉;王周生创作了海外留学生题材的长篇小说《陪读夫人》。前面说过的戴厚英的三部曲《人啊,人!》、《诗人之死》和《空中的足音》,则以知识分子的人生为题材。这一时期上海女作家的主要作品,还有王小鹰的小说《一路风尘》、《你为谁辩护》、《我们曾经相爱》,陆星儿的中短篇小说集《美的结构》和长篇小说《留给世纪的吻》、《灰楼里的童话》、《精神科医生》,王晓玉的长篇小说《紫藤花园》、中篇系列小说《阿花》、《阿贞》、《阿惠》,殷慧芬的小说集《欲望的舞蹈》,张烨的诗集《诗人之恋》、《彩色世界》等。这之中最值得一提的当属王安忆。

王安忆,现代中国最有影响力的作家之一。身兼全国政协委员、上海市作协主席,中国作协副主席,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等职。这些名头不见得能说明什么,但至少能作为她写作成绩的认可。王安忆应算是中国的高产作家。著述甚丰,获奖亦甚丰。短篇小说《本次列车终点》获得1981年度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中篇小说《流逝》、《小鲍庄》先后获得第二、第四届全国中篇小说奖,还曾获得过第四届庄重文文学奖。长篇小说《长恨歌》获得茅盾文学奖,《遍地枭雄》获亚洲周刊“中文十大好书”奖,《启蒙时代》获华语文学传媒大奖年度小说家奖和第二届红楼梦奖评审团奖。 1954年,王安忆出生在南京一个文化家庭里,父亲剧作家王啸平,母亲著名作家茹志鹃。一岁多时王安忆随父母来到上海定居,童年时光便是在上海度过的。初中毕业后,随着上山下乡的风潮,于1970年去了安徽五河县头铺公社大刘庄大队插队劳动。也就是这一时期的经历,才有了后来的“知青”小说《雨,沙沙沙》和《本次列车终点》。 1972年,王安忆考入徐州地区文工团。几年后,于1978年王安忆回到上海,在《儿童时代》杂志社任小说编辑,不久便发表了她的儿童文学作品《谁是未来的中队长》。1980年时王安忆被推荐参加了中国作协第五期文学讲习所,也就是后来的鲁迅文学院。同期同学有蒋子龙、贾大山、叶辛、张抗抗、韩石山、陈世旭、古华、刘富道、叶文玲等,可以说尽是能够在中国文学史上留下一笔的文学大家。1987年王安忆调入上海作家协会,开始了专业创作。在经历了“知青”、“寻根”和“儿童文学”的写作后,90年代的王安忆开始了她的“上海故事”系列的写作。最早的是《纪实与虚构》,继而有《长恨歌》,此后又有《妹头》、《富萍》、《上种红菱下种藕》、《桃之夭夭》等多部上海题材的作品相继问世。《长恨歌》是王安忆最具代表性的作品。

“上海叙事”的写作者

上海女作家的写作大多都离不开上海这个大都市的环境。这在她们的作品中都有表现。自上世纪九十年代起,全国曾兴起了一阵上海热,从而也带动起一波上海文化的热潮。而上海文化的热潮则淋漓地表现在了图书上。写上海,回忆自然是少不了的。十里洋场、豪门大宅,风花雪月的故事,繁华似绵的生活,甚至上海的弄堂街巷,先不说这些回忆里有多少趣味,对于普通读者来说,仅仅这些异质的文化现象,也会撩起他们关注的欲望,继而得到想像的满足。在这方面,女作家们因其细腻的笔触,占足了优势。且不说早期张爱玲笔下的上海,王安忆的《长恨歌》,王小鹰的2009年达60万字的长篇新作《长街行》,这些在内容上描写上海文化、上海生活的作品,仅以“上海” 为书名的图书就充斥了图书市场,并掀起了一阵阵的销售高潮。而这些图书的作者也是以上海的女作家居多。且看看女作家们写了多少“上海”书吧。

王安忆:《寻找上海》;宋露霞:《上海望族》、《上海的豪门旧梦》、《上海滩豪门望族》、《回梦上海大饭店》、《回梦上海老洋房》、《上海滩名门闺秀》等。程乃珊:《上海探戈》、《上海Lady》、《上海Fashion》、《上海罗曼史》、《海上萨克斯风》、《上海女人》、《上海先生》、《上海街情话》等。陈丹燕:《上海的风花雪月》、《上海的金枝玉叶》、《上海的红颜遗事》、《上海色拉》、《外滩:影像与传奇》(这本在书名上没有“上海”的却换作了大家都熟知的“外滩”)周采芹:《上海女儿》俞蓓芳:《上海女人暗恋年代》孔明珠:《上海妹妹》、《上海闺秀》淳子:《上海闲女》、《上海老房子里,点点胭脂红》周佩红:《上海私人地图》何菲:《上海熟女》、《上海蓝颜》 …… 自然还有后来卫慧那著名的《上海宝贝》,以及众多70后、80后女作家们的“上海”作品。虽是表象的罗列,可你能说没有内在的牵连?

周采芹;《上海的女儿》

在这数不清的“上海”系列中,周采芹的自传体写作,原本就是传记作家的宋露霞,尤以写旧上海豪门望族传奇经历为主,是其中相对独立的两位。而在其他着力表现上海小资情怀的“上海”叙事中,数量最多也最为成功的,则是程乃珊和陈丹燕。陈丹燕的《上海的风花雪月》、《上海的金枝玉叶》、《上海的红颜遗事》对旧上海风情的追忆达到了极致。程乃珊的《上海探戈》、《上海Lady》、《上海Fashion》也在孜孜不倦地描绘着她眼中旧上海留下的痕迹。

程乃珊生于上海。祖父在旧上海金融界颇有地位,父母亲又是40年代的大学生,有很好的文学、音乐修养和外语造诣。优越的家庭环境,对她本人的成长及后来的写作影响颇深。在1993年3月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的长篇小说《金融家》一书中,描写了一个民族金融家的人生之路和这个豪门望族的喜怒哀乐,即是以她祖父的一生拼搏为背景的。程乃珊的祖父16岁从乡下到上海谋生,到1946年程乃珊出生之时,已成为上海金融界颇有地位的人物。 1949年程乃珊全家迁居香港,到50年代中期,又举家返回上海。1964年程乃珊高中毕业后,考入上海教育学院英语班,毕业后分配到中学教书10余年。1979年7月,程乃珊在《上海文学》发表了自己的处女作《妈妈教唱的歌》,从此奠定她的文学之路。1982年江苏人民出版社出版了她的第一本短篇小说集《天鹅之死》。1983年6月调入了上海作家协会,开始从事专业创作。程乃珊的成名是在1984年,她的中篇小说《蓝屋》发表,获得了首届“钟山”文学奖。后来她的作品曾先后结集为《丁香别墅》、《女儿经》等。程乃珊的小说多取材于她所熟悉的生活领域,因为生活经历的关系,她的作品中,既有对上层工商、金融界生活的丰富感受,又有对上海滩市井小民的描述。往往能通过日常琐事和生活细节,摹画出上海滩的人情风俗和社会心理。自2000年起,程乃珊放弃了小说的写作,开始心无旁骛地专注于上海题材的“口述实录”。《上海探戈》、《上海LADDY》、《海上萨克斯风》、《上海FASHION》、《上海罗曼史》等一系列作品吸引了众多读者的目光,并高居图书销售排行榜前列。

陈丹燕有“上海记忆的追寻者”、“海派文化阐述者”之称。这两个称号足以证明了她“上海系列”写作的影响力。自上世纪90年代开始的上海热中,陈丹燕有意无意中赶上了这股热潮且挺立潮头,先后出版了一系列弥漫着上海怀旧风情或描绘上海传奇女性的著作《上海的风花雪月》、《上海的金枝玉叶》、《上海的红颜遗事》、《上海色拉》。这四本直接以上海为名的作品也使陈丹燕声名远播,成了海派文化的代言人。陈丹燕并不算土生土长的上海人。她自己说,“我出生在北京,所以我叫陈丹燕。” 1958年,陈丹燕出生于北京协和医院。七八岁上随父母移居上海。上中学开始写作并开始在《上海少年》上发表少年习作。1978年2月进入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学习,1982年毕业后任《儿童时代》小说编辑,同时开始小说、散文创作和儿童文学翻译。散文集《上海的风花雪月》出版于1998年,出版后即获全国优秀畅销书奖,发行达十六万册。紧接着1999年,出版传记小说《上海的金枝玉叶》,发行十四万册。同年,她的长篇小说《一个女孩》中文繁体字版由台湾《民生报》出版,获得《中国时报》年度最佳童书奖,《联合报》年度最佳童书奖。 2000年,“上海系列”的《上海的红颜遗事》出版,2001年,散文集《上海色拉》出版。 2008年陈丹燕又接连推出两部与上海有关的作品,《外滩——影像与传奇》2008年1月出版,《永不拓宽的街道》同年8月出版。可能是觉得“上海系列”的写作已经到了该结束的时候,2008年以后的陈丹燕没有再进行关于上海的写作,而是去了北极,于2009年推出了她倡导绿色、安全、环保的北极行走图书《北纬78°》。除了上海系列的写作,陈丹燕在儿童文学的写作上也颇有成就。

“后”时代的强悍女作家

在上世纪90年代中期之后,中国文坛在经历了伤痕文学、寻根文学、反思文学、先锋文学,以及“新写实”、“新体验”、“新历史”、“新状态”等诸多文学表现后,由于女作家队伍的迅猛壮大,被学术界称作“女性文学”的书写一下子繁盛起来,而上海女作家也以其强悍的阵容融入到了这一现象中。除了王安忆、程乃珊、王小鹰、陈丹燕、秦文君等这些持续活跃于文坛的女作家群外,上海文坛有更多女作家也加入进来。有以《清水白菜》获第四届鲁迅文学奖的潘向黎,担纲《投名状》编剧,出版了《宋朝故事》、《櫻桃紅》、《武則天》等作品的须兰,其后,更有卫慧、棉棉、朱文颖、娉蔻、孙未、任晓、走走等众多“70年代出生的作家群”、“美女作家群”的加盟。

潘向黎,1966年10月生于福建泉州,小时候随家里移居上海。父亲是著名评论家、散文家,复旦大学博士生导师潘旭澜。良好的家教和父亲的熏陶,使得潘向黎很小便与文学结下了不解之缘。 1991年研究生毕业后后,曾留学日本两年,先后在文学杂志和报社副刊任编辑。作品有小说集《无梦相随》、《十年杯》、《轻触微温》、《我爱小丸子》、《白水青菜》和散文集《红尘白羽》、《纯真年代》、《相信爱的年纪》、《局部有时有完美》等多部。作品历年入选多部年度选本,部分作品被翻译成日文、英文、俄文。 2001年5月,出版了她的第一部长篇小说《穿心莲》。她的作品曾五度登上中国小说排行榜。更曾以一篇《白水青菜》获第四届鲁迅文学奖(2004—2006年)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

“70年代出生的作家群”和“美女作家群”其实是重叠的,从最初《小说界》推出“七十年代以后”这样一个栏目,着力推荐了一些1970年以后出生的女作家的作品之后,《山花》、《芙蓉》、《作家》、《长城》等期刊也陆续推出相关栏目。到1998年7月《作家》“七十年代出生的女作家小说专号”,推出了包括上海女作家卫慧、棉棉、朱文颖在内的7位女作家的作品,还为每位作家刊发了两三张照片,且封二、封三全是这些妙龄少女的玉照,专号甫一推出,便引起了轰动。 “美女作家”的概念也在隐约中形成。随着媒体与评论界的炒作,以及后来书商的商业运作,逐渐造就了“美女作家”这一独特的写作群体,构成了文坛最惹眼也最惹非议的一道风景线。在“美女作家群”中,由于卫慧《上海宝贝》商业运作的成功,和棉棉《糖》的走红,以及两人之间的媒体上的激战,使得她们成了“美女作家”的标志性人物。

卫慧,1973年生于浙江余姚,儿时在普陀山、桃花岛等地度过,摩羯座。1995年毕业于上海复旦大学中文系。棉棉,本名王莘。 1970年出生于上海,1997年开始发表作品。卫慧和棉棉有很多相同之处。 70后作家——女作家——美女作家——身体写作。卫慧的《上海宝贝》中有着露骨的描写,棉棉的《糖》中也有着另类的情爱。卫慧说自己在性方面比较早熟,8岁时就爱上了一个20岁的远房表亲;棉棉说“我的经历和我的写作有关”。卫慧自称做过记者、编辑、电台主持,咖啡店女侍、蹩脚的鼓手等多种职业,棉棉也在17岁至25岁之间生活极其动荡,去过很多城市,做过各种短暂职业。卫慧出了一本《我的禅》;棉棉在新书《于忧郁的明天升上天空》中宣称修习佛经。两个人的作品都很丰富。卫慧出版的作品有《上海宝贝》、《蝴蝶的尖叫》、《水中的处女》、《像卫慧那样的疯狂》、《欲望手枪》、《来不及的拥抱》、《《狗爸爸》等。棉棉出版的作品有《啦啦啦》《每个好孩子都有糖吃》、《糖》、《盐酸情人》、《熊猫》、《你的黑夜,我的白天》、《声名狼藉》、《于忧郁的明天升上天空》等。 2007年,卫慧在一次摔伤昏迷25天醒来后,突然宣称封笔,称:“突然想到要个丈夫,要个小孩”。其实对于卫慧和棉棉来说,不论她们是“身体写作”也罢,商业炒作的成功也罢,她们能够为大众所熟知,在文学界写到这一时期的作品时,能够不惜笔墨地提起,不得不说她们还是成功的。

时间到2000年以后,随着“青春写作”、“80后”的出现,郭妮、王萌萌、苏德、周嘉宁、顾湘、许佳等诸多1980年以后出生的上海女作家们已经在文坛上大展身手了。而在传统媒体之外,网络写作也成了一个强大的写作阵地。“网络写作”的快速发展,80后的女作家们还没站稳脚跟时,90后的女写手已经在网络上现出了展现身姿。上海女作家群体的新生力量,又在蕴育中,又在搏击中。

来源:《北京周报网》201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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