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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绍德:近代上海文化和报刊

近代报刊作为一种新的传播媒介在中国出现并发展,除了技术进步(如通讯技术、印刷基础)提供了必要前提外,一定要具备三方面的条件,这就是商品经济的推动、政治环境的许可、文化背景的认同。如果将商品经济比作动力,政治环境比作空气,那么文化接受和认同就是土壤。三者缺一不可。  

上海近代报刊出现很早,发展很快,在很长一个历史时期引领着全国报刊的发展,并成为全国的新闻中心。这种状况与上海特有的经济、政治、文化条件分不开。本文打算从文化的角度来考察上海近代报刊的发生发展。

如同上海作为一个现代化国际大都市,是在开埠之后近百年的历史中逐步形成一样,近代上海文化也是在近百年间逐渐形成它的特质。其间,迁移性很大。要概括上海文化实在很难。现在许多人都称上海文化为“海派文化”,在上海文化和海派文化之间简单画上等号。其实这是很不恰当的。在历史上,海派文化有自己的源头。海派文化的最早称谓是从晚清的绘画领域和京剧开始的。寓居上海、靠卖字卖画为生的一批画家赵之谦、任伯年、吴昌硕等被人称之为“海上画派”。南方京剧脱离京城,独立发展,经过革新,形成自己的流派,因之也被人称为海派京剧。在实际社会生活中,“海派”是被使用得最宽泛,而使用者赋予其含义极为特殊、极为暧昧的一个词。商帮有“海派”、“非海派”之分,文坛有“京海之争”。在许多场合,尤其在上海以外的语言意境下,“海派”往往被隐含讥讽、贬责之意。海派,变成了夸夸其谈、投机取巧、见风使舵、狭隘计较、小市民的代名词。将有丰富内涵的上海文化归纳为“海派文化”,实在不是什么愉快的事情。

上海文化与我国许多区域文化不同。我国许多区域文化都有区域闭合性,历史积淀悠久,特色鲜明,如楚文化、蜀文化、徽文化等。而上海是冲积平原上长出来的都市,历史不长,对外开放,要确切地描绘它的特征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或许它是一种中外混合文化。上海开埠以后,成为外国文化进入中国的第一站。上海的居民最早接触近代外国文化,从生活习惯到物质文明,从伦理观念到制度文明。而上海土著居民的文化主要来自江南周边地区,并不根深蒂固,因此对外来文化的抵制不十分强烈,更多的是和平共处。租界的存在是中西文化共存的基点,而“华洋杂处”则促进了中西文化的交流。

或许它是一种移民文化。据统计,上海公共租界自1885 年到1935 年的人口,非上海籍的占80% 以上。法租界估计也差不多。华界本地籍可能会多一点,但也不会多到哪里去。上海近代史上几次重大的人口迁移,包括太平天国起义时期和日本侵华战争时期,大量外地人口涌入上海。上海工商业的繁荣又吸引了各地资本的集中,以及就业人口的增加。非上海籍居民大都来自周边江苏、浙江、安徽、江西、福建、山东,也有来自更远的广东、湖北、湖南、河南等地。文化是随着人走的。五方杂处,就带来了各地文化。江浙文化对上海的影响尤大。从饮食起居到戏曲文艺,从商场行规到教育方式都如此。移民文化在上海有两个显著的标志,一是方言混杂。上海土语始终不像京腔那样成为正式交往的“官方语言”。二是遍地都是各地的同乡会馆。宏大的都市里有各色各等同乡交往圈。

它应该是一种大都市文化,是一种变迁大、尚不成型的都市文化。上海作为近代中国乃至远东最大的城市,它的成长速度是惊人的。短短不到一百年,人口扩张20 倍,从20 多万到400 万,成为中国最大的工商业城市和进出口贸易枢纽。城市发展快,文化变迁就大。有人将上海与北京比较,认为上海文化重商,北京重政;上海文化偏“俗”,更大众化,北京偏“雅”。比较的可取之处只在于相对性。变迁中的上海文化更多地受到商业文化影响,市场意识强一些,有更多的市民参与,是大众的文化而非小众文化。即便有这样的比较,其实偌大上海,各社区的文化也有很大差异。租界和华界,富人区和贫民区,工业区和住宅区,文化各不相同。总起来还是称都市文化,而不笼统讲市民文化。市民文化是其中一部分。

“海派文化”远不能概括上海文化。但文中有些地方,我仍要借用这个词。因为找不到更好的足以概括上海文化特点的称谓。在这里,“海派文化”只是个替代词。近代上海文化的形成是怎样孕育出近代报刊的,近代上海报刊又如何促进上海文化变迁的,这就是本文的任务。系统地描述似无必要也无可能,这里只是考察几个典型时段的变化,以窥一斑。

西方文化输入的窗口

海是近代文化输入的滩头阵地。西方殖民者用鸦片和大炮敲开了中国的大门,伴随着商品输入和资本输入,西方文化也随之输入。上海作为五大通商口岸之首,首当其冲。1843 年上海开埠之后,首先踏上岸的是西方外交官、商人和传教士。他们获得了租界土地、贸易和传教的便利,同时也带来了西方文化。

近代报刊的出现是西方文化输入的一个标志。我国近代报刊不是古代京报、邸报继续发育的结果,而是西方人士带来的一种新的传播媒介。它是“一种成熟的典型的移植”。近代报刊在上海出现,在文化上有双重意义:一是它本身就是外来文化进入上海的标志物,上海文化的构成要素发生了变化。上海自从有了近代报刊,面貌大不一样。繁荣的报刊业成为上海文化的一部分。二是近代报刊传播了西方文化(其中相当一部分是现代文明),对近代上海文化的形成产生了巨大影响,促成了“海派文化”的特点和风格。

近代报刊的出现、发展成长,并不是一帆风顺的。它受到了中国文化的抵抗。中国人接受近代报刊,有一个从抵触到适应的过程。这个过程持续了几十年之久。最初许多人不知报纸为何物,把报刊看成是离经叛道的洪水猛兽。“父老且有以不阅报纸来为子弟勖者”,报纸的销售发行也十分困难,报馆请各商店代售,商店十分勉强,报贩上门派送、收费如同乞丐乞食一般。“而此分送之人,则唯唯承受惟谨。及届月终,复多方以善言乞取报资,多少即亦不论,几与沿门求乞无异。”在报馆就职,也不像今天光采,有地位。“故每一报报社之主笔、访员,均为不名誉之职业,不仅官场仇视之,即社会亦以搬弄是非轻薄之”。左宗棠一句评论,贬报馆工作为“江浙无聊文人之末路”,传了几十年。可见不仅官府,而且一般社会心理,对新出现的报刊的抵触。

社会心理从抵触到适应,是因为近代报刊逐步实现了本土化。近代报刊本土化,反映着中西文化的交流、碰撞和互融。

最早出现在上海的是一批外文报刊,而后才出现中文报刊。外文报刊主要是应外国侨民的需求而办的,并不流行于中国社会。外文报刊对中国社会、中国文化影响不大,仅为中文报刊提供了一部分新闻来源和译文原著,所以在此不专门论及。我们要研究的是首先在上海诞生的中文报刊,无论它们是外国人办的,还是中国人办的。中文报刊适应中国人需求而办,面向中国读者和中国社会,本土化现象主要发生在中文报刊上。

上海近代报刊的最早一批办报人是处在中西文化交流最前端的一批人,是我国新闻事业的先驱。他们的社会文化背景和办报思想,对近代报刊影响极大。最早出现在上海的中文报刊,大都不是中国人办的。如上海第一份中文刊物《六合丛谈》,是伦敦传道会(London Missionary Society)派来的传教士办的,主编为伟烈亚力(Alexander Wylie)。堪称近代上海影响力最大的中文日报《申报》是英国人美查(Ernest Major)创办的。但外国人办的报刊都聘用了一批中国雇员来编排稿件和经营。所以有人说这是“洋人出钱,秀才办报”。这一批老报人的来源有二。一类人称“秉笔华士”,即最早和外国人合作译书或作秘书的文人,如王韬早年在墨海书馆即与外国人合作翻译过多种书籍,又如沈毓桂一直是传教士林乐知的助手,译书编报都干。这种人是上海滩上最早接触西方文明,了解声光化电等科学知识的人。另一类是“寓沪文人”。上海开埠,乃至太平天国战事发生,上海周边士绅人家,或一般文人家,移居上海颇多。有的为避战乱,更多的是仰慕都市生活,到上海谋生发展。这两类人中有许多人有着共同的人生境遇,就是仕途不顺,屡试不中。在中国,应试做官是知识分子的唯一正途。应试受挫,便到上海谋生,文才好的,进了报馆。但他们的心目中并不视编纂新报为理想职业,理想仍是仕途。所以,有的人编了几年报又去应试,如蔡尔康。有的人当了几年县令,又回来编报,如袁祖志。仕途不顺,又远离家乡,就养成了这些人放荡不羁、张狂的个性。这两类人的另一特点是有着较深的文化素养和基础。经文典故、词章诗赋、曲韵琴瑟,都有很好的修养。

这就是第一批办报的中国人。他们的人生境遇、文化背景、办报生涯、社会基础,决定着第一批中国近代报刊的形态。

他们从中国文化历史的角度,理解、阐述新闻纸的功能,及其产生的社会影响。《申报》初创时期曾发表过一系列文章,论述办报的缘由,阐述新闻纸对于社会的益处。从这些文章中我们可以看到中国历史文化的投影。从总的方面看,这些文章把握了新闻纸的特点,阐述得十分明白。《申报》创刊号刊登《本馆告白》,开宗明义地说明新闻纸就是记今日之事,供众人读。文章说,过去的书籍典章“所载皆前代之遗闻,已往之故事”,但是,如果要“求其纪述当今时事,文则质而不俚,事则简而能详,上而学士大夫,下及农工商贾,皆能通晓者,则莫如新闻纸之善矣。”短短数语,言简意赅,道出了新闻纸的两个要素:登新闻不登旧闻,广发行——读者无论贵贱老幼。由于新闻纸是一新生事物,所以《申报》向读者反复阐述新闻纸有益于社会的作用。也许是针对读者大多是文人或官绅,要设法让他们接受,论述每每比附中国的旧事物来说明新闻纸的功能。将传播新闻比喻为“达民意”。《申报》认为“苟民之意不达于上,则上所为治理者,其何能如乎心耶?是故新闻者,真可便民而有益于国者也。”将新闻采访比喻为采风,在一则征求新闻的告白中谈到,采风问俗,古已有之,足相益也。今西人出新闻纸亦如采风,“中外所共乐观者也”。为了让读者明了新闻纸与京报、邸报不同,《申报》连发两文,说明京报、邸报“但传朝廷之政事,不录闾里之琐屑而已,故阅之者学士大夫居多,而工农商贾不预焉”,“邸报之作成于上,而新报之作成于下。”虽然,这样比较新闻纸与京报、邸报并不确切,但比较的目的是让熟悉旧事物的读者便于理解,同时也反映了办报人受旧文化熏陶之深,凡认识新事物的特点,总不免会拿旧事物来作比较。从已往接受的旧文化,来认识新文化,这也是文化交替时常常发生之事。有一篇论说则完全是从政治的角度来论述新闻纸功能的,这是迄今为止从《申报》上看到的最深刻的一篇。这篇论说发表于1873 年8 月,题为《论各国新报之设》。文章认为广行新闻纸是大势所趋,欲阻止发行“譬如水之横流也”,像鲧那样用壅堵则泛滥,像禹那样能够引流则唤醒。文章劝戒当政者“不如清源导流之为得计也”。可以想见,这篇论说是写给对新闻纸心存偏见的众多官绅看的,作者虽然还讲不清楚办报看和实行民主政治之间的关系,但已从利国利民的角度来分析新闻纸的社会政治功能与作用。这与当时郑观应、王韬等一批具有革新思想的人士,政治思想上是相通的,从中也可以依稀看到,早期报人的思想在发生变化。

和他们认识新闻的功能一样,他们所编的新闻纸也不可避免地留下了许多中国印记。在今人看来,这些一百多年前的中文报刊,形态是那么落后:新闻体裁不规范、不清晰,许多报刊版式如同书籍,竖排且不分栏。这是毫不奇怪的。办报人根据外国老板的要求,参照西方新闻纸的样式,办一个中国人能读懂的报刊,只能非驴非马。而且办报人都没有办报经历,没去西方各国实地考察。即使《申报》派遣总编纂钱昕伯去考察,也只是去香港走马观花一番。在这种情况下,只能由这些报人根据他们对新闻纸的理解,凭着旧文化基础,加以创造了。在初创时期,可能是因为缺少新闻,中文报刊登了一些奇闻轶事,甚至志怪故事。早期《申报》不加选择地刊载这些鬼怪妖异之事,引起了同行的批评。香港《德臣报》专作一论批《申报》。有趣的是《申报》振振有词加以声辩,正好反映了它的新闻观。《申报》说,“本馆所述此等事件,原系得之传闻,并非果以为信也,然来告者既正襟而道,以为事固有征”。“新报之职,在于采集人言,搜罗众说。何敢以区区一人之见,遂谓天下不恒有之事,即为古今所必无之事。”原来,《申报》奉行的是“有闻必录”的原则,拿到篮里便是菜。新闻真实性的要求、新闻甄别的概念,在这里是没有的。《申报》的逻辑也十分奇怪,当你无法断定其无,就宁可信其有,这和今天的逻辑恰恰是相反的。今天奉行真实性第一的原则,当一条新闻未经证实,则宁可弃之不用。新闻纸上的中国文化印记还突出体现在新闻标题上。当时不少报纸都喜好用富有诗意的词句来做标题,词句中隐含地名。如“上林春色”、“禁苑秋声”、“金台小志”(北京)、“秦淮清唱”、“白门柳色”(南京)、“铁瓮涛声”(镇江)、“邗江放棹”(扬州)、“屧廊艳影”(苏州)、“峰泖云间”(松江)、“西湖棹歌”(杭州)、“鸳湖渔唱”(嘉兴)、“禹穴探奇”(绍兴)、“鸠水文嶙”(芜湖)、“皖公山色”(安庆)、“溢浦湖色”(九江)等。这些标题很有文采,可是作为新闻标题不知所云,而且一定要有一定的文史基础的读者,才能读懂标题。这大概就是当时办报人的自我欣赏之处。他们所办的报刊还适应着中国人的文化需求。当时在上海乃至各口岸城市,能够读到新办报刊的,大都为士绅官商,有一定的文化层次。他们阅读新型报刊,不仅要看新闻,而且要得到文化上的享受。第一批报人,身处这个阶层之中,深知他们的需求和口味。而且报刊初创,急需稿件,开拓稿源,于是有征集竹枝词之作。竹枝词是唐代以来民间流传很广的一种独特的文学形式。七字一句,似七绝,采民歌所长,通俗易懂,内容多为描述地方风俗,贴近生活,民间喜于流传。《申报》首创载竹枝词,在报刊上登,这是有双重意义的。不仅在新闻史上值得研究,近代文学史、文化史也应留下一笔。从新闻史的角度看,报载竹枝词是将中国民间文学体裁嫁接到新闻纸上,大大丰富了新闻纸的信息传播内容,使新闻纸不仅有传播新闻的功能,还具备文学欣赏的功能。这直接创造了新闻纸的中国样式。从登载竹枝词发展到办报纸副刊,成为中国近代报刊必不可少的一部分。从文学史的角度看,报载竹枝词大大促进了这种文学形式的繁荣。人们把晚清上海竹枝词称作为一个时代。据统计,从1872年到1881年,《申报》上发表的竹枝词,累计超过2000首。《申报》登载竹枝词后,投稿者络绎不绝,报上登载容量有限,报社就另行刻印竹枝词集出版。1872年11月,申报馆就创办了《瀛环琐记》。办此刊的原因是因为新闻采访稿件和文学佳作与日增多,“奈日力之有限,致篇幅之无多”,所以将凡日报刊载不了的内容另编一刊出版。内容包括天文、地理、小说、诗歌以及四大洲见闻,文人所投稿件日报不能容纳,也刊其中。看来此月刊是新闻纸之延伸,又不同于新闻纸。《瀛寰琐记》出至1875年1月停刊,2月又出《四溟琐记》续之,出满一年停刊,1876年2月又出《寰宇琐记》续之,出至1877年11月停刊。三刊相互连续,内容版式大致相同。这是中国报刊最早办的附属出版物。

综前所述,近代报刊本土化,就是给西方传入的新闻媒介注入了中国文化元素。本土化的报刊,逐渐为中国社会适应接受。本土化的报刊在中国文化的土壤扎下根来,它就能发展、壮大,成为中国社会自己的新闻事业。本土化的结果,造就了中国近代报刊的雏形。它既不是邸报、京报,也不同于被称之为“新报”的西方报刊。上海市民在很长一个年代里笼统地把所有的报纸都称之为“申报纸”,就是因为《申报》是人们心目中认同的、本土化了的近代报纸的典型。

近代报刊在自身本土化的同时,作为一种外来的新的传播媒介,也在大力地促进西方文化的输入和中西文化的交融。新兴的媒体在上海近代文化形成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旧中国如同一潭死水,近代报刊的出版搅动了这一潭死水,文化上思想上影响巨大。一种外来文化输入一个落后的社会形态,一般都循着由物质文明到科学知识,再到制度文明,这样一个渐进的过程。物质文明最具体,难以抗拒,所以往往打头阵,成为文化的先导。科学知识和制度文明的进入,则非常依赖于传播(包括通过学校、媒体、教会等)。其中媒体面向全社会、各阶层、各领域,影响尤其大。

上海近代报刊不遗余力地介绍西方物质文明及其生活方式,冲击着旧观念、旧习俗。19世纪70年代至80年代,是商品经济在上海开始繁荣的阶段,也是西方物质文明踏进上海的高潮期。从灯光照明到自来水的应用,从轮船制造到各式新颖交通工具的出现,改变着城市的面貌,令居民目不暇接,给城市文化增添异彩。上海近代报刊(以《申报》为代表)以很大的热情向社会介绍新事物,赞美它们的效能,和守旧舆论乃至官方禁令进行不懈的辩驳。反映中西文化冲突典型的一个例子是,中国第一条铁路——吴淞铁路建而被拆。在这过程中报刊业是站在鼓吹新文明一边的。1874年,一批在沪英商在怡和洋行带领下,筹款建造一条上海至吴淞的铁路,以便运输货物。他们背着中国政府,强行开工。历时两年,于1876年7月建成通车。由于他们的行动违反《上海土地章程》,事涉中国主权,清两江总督派员与英商谈判,由清政府收购铁路。在付款期间仍由英商管理运营一年。1877年10月底期满,清政府收回了铁路,而后,不顾仕商要求保留铁路,强行拆毁。从维护国家主权看,收回路权是正当的。但从引进先进交通工具富国利民看,拆毁铁路是荒谬和不可思议的。可见顽固保守势力如何在现代文明面前顽强地守护自己的阵地。《申报》等报刊自修路起,到拆路止,全程详细报道,并发表明确的论见。1877 年10 月,临近中英铁路交付之期,报刊上不断传闻铁路要被拆毁。10 月22 日,传闻终于被证实。《申报》忍耐不住,七天连发四篇论说,《停止火车余议》、《论铁路火车事》、《又论铁路火车》、《再论铁路火车》,从大道理到小道理,从民间到世界,反复说明火车利国利民,试图说服官方收回拆毁铁路的决定。《申报》说,“路虽小而其效已大,盖从前中国官民无不以举行铁路谓有关碍风水,今此路造成已久,开行年余,而与民心无背,并无出有患难事,可知风水之说不足为凭,其有益于中国岂非鲜哉,故西报于停止此路事,甚惜当道之泥古而不通今也。”《申报》又说,“各国之致富,首则在于开各矿,次则在于造铁路,故各国均能蒸蒸日上焉”。 拿西方各国富强来比较,视开矿筑路为强国之路,是当时一些开明文人的共同看法。《申报》反映了他们的见解。在信息传播手段尚不多、社会相对还比较封闭的城市里,天天出版的报纸不遗余力地介绍各种新事物,鼓吹新式文明。这对于开拓社会风气,撞击旧挂念、旧习俗,接受外来文化,起到了很大影响作用。

上海近代报刊大张旗鼓地介绍了西方科学知识,大大启迪了上海人的智慧,改变着上海居民的世界观。明清以来,中国在科学技术方面已为西方超越。经过工业革命以后发展起来西方科学技术显然是一种先进文化。以传教为使命的传教士和寻找贸易机会的商人都以传授先进科学技术而自信,而中国有识之士不得不以仰视的姿态吸收这些新知识。这就是当时的中外文化的基本态势。在传播西方科学技术知识方面最着力的是《万国公报》、《格致汇编》等报刊。《万国公报》是对近代中国影响很大的一份外国人办的中文刊物,该刊最初系美国传教士林乐知(Young John Allen)个人所创办,主编也是他本人。《万国公报》的前身是《中国教会新报》及《教会新报》,创刊于1868 年9月5日,最初创办这个刊物的宗旨是“传播福音”和“联络信徒”。办了300期后即改名《万国公报》。这一更名体现了办刊宗旨的根本转变,更名后的刊物由一个纯宗教宣传刊物,变成一个以传播科学技术和时事新闻的综合性刊物。为什么要这样更改,林乐知等传教士认为,他们的活动不能仅限于信徒,而要扩展到各阶层,“既可邀王公巨卿之赏识,并可以入名门闺秀之清鉴,且可以助大商富贾之利益,更可以佐各匠农工之取资,益人实非浅鲜,岂徒《新报》云尔哉!”而且改变过去那种直接向中国人传教的方式,以免受到抵制,而以“以学辅教”的路径取而代之。林乐知在传教士内部的会议上透露了这一指导思想的奥秘,他说:“从上而下,由末而始,这是中国求进步的方法。对我们来说,这或许是一种落伍思想,然而在当前情形下,谁说这不是一个效果最佳的办法?”这里所指的“由末而始”,即是由传播西学,达到传播西教。当时向中国传播的“西学”,在西方已属普及的科学知识(所以有传教士称之为落伍),而在中国尤其在知识界,却属于如饥似渴希望传播的新知识。所以《万国公报》连篇累牍刊载的各类新知识(主要是自然科学知识)文章,吸引了许多读者,开明绅士和敏感的知识分子趋之若鹜。如果说,《万国公报》综合性强一点的话,《格致汇编》更像是一份专业性强的科普杂志。《格致汇编》创刊晚于《万国公报》二年,即1876年2月创刊,办到1878年因故休刊,1880年复刊;1882年再度停刊,1890年复刊,至1892年最终停刊。自创刊至最终停刊,前后17年时间,但实际刊行时间为7年,其中,前4年为月刊,后三年改为季刊。《格致汇编》真不愧为汇编,所刊文章,几乎囊括了自然科学各个领域,物理化学、天文地理、医学农学、工艺技术。《格致汇编》是英国传教士傅兰雅自筹资金,个人创办的。他长期受聘于江南制造局翻译官,翻译西书,深感到要办一个刊物,让那些不相信西人的中国人改变看法。《格致汇编》创刊后深受欢迎,每卷印3000册,有的卷期多次翻印,最高达9000册。可见社会影响之广。这在中文报刊寥若晨星的当时,实在是一个了不起的数字。《万国公报》、《格致汇编》报刊等对于新知识的介绍,宛若在一个封闭的黑屋子里开了一个窗口,新鲜的空气从窗外透进来。上海,就是一个首先呼吸到新鲜空气的地方。逐年日积月累,使得上海形成了一种“开风气之先”的社会心态,较少保守,更容易接受新知,接纳外来文化。用城市比较的眼光看,上海比中国其他城市更“西化”、“洋派”。形成这种文化形态,报刊的作用不可小觑。

上海报刊日益深入地介绍西方的社会变革和社会制度,使中国近代维新思潮逐渐发酵。近代维新运动是中西文化长期撞击的产物。而上海报刊对于这一运动的酝酿、形成影响极大。一场现实的政治运动,必定是一种社会思潮酝酿推动的结果。社会思潮为政治运动做准备,或者说,社会思潮为政治运动的先声。社会思潮属于文化形态,这就是文化与政治的关连。在维新运动之前,维新思潮已酝酿已久。与早期维新人士不同,维新运动的代表人物康有为、梁启超等人已比“师夷长技以制夷”的观念更进一步,不再局限于关注器物的进步,而更关注于制度的进步,推动社会全面变革。康梁等人是在上海出版的报刊和书籍中接受新思想启蒙教育的。康有为1882年造访上海,1883年开始订阅《万国公报》。梁启超从他的老师那里看到这些报刊、书籍,1895年到北京后又与《万国公报》主编李提摩太(Timothy Richard)等过从甚密。《万国公报》等报刊对维新运动产生影响也有一个过程。如果说,早期《万国公报》(或说《万国公报》周刊)还是侧重于传播西方自然科学知识和工艺技术的话,那么,复刊以后,成为《广学会》机关报的《万国公报》(或说《万国公报》月刊),则重点介绍西方政治制度、法律、国家强盛情况等。由“西学”到“西政”,在林乐知、李提摩太等人那里,是一个有意识的发展过程。他们历来主张实行“由上而下”的传播策略,改变处于社会上层的仕宦的头脑。李提摩太曾坦言,“计划把广学会的出版物去影响能在这个帝国的当前和未来的四万四千多位人物”。《万国公报》的这些变化,极大地满足了当时企求维新图强的一批知识分子的需求。从《万国公报》的发行量急剧上升,有的卷期一度达到九千多份,就可以看到它在知识分子中引起多大的震荡。一边是有意识的传播,一边是潜在的需求,中西文化就在这样的交接点上交流,发生各种化学反应。

市民文化的温床

在探讨上海报刊与城市文化之间关系的时候,不能不提到小报和市民文化。没有一种报刊,像小报那样,和市民文化的关系如此密切不可分割。小报简直就是市民文化活的文本。上海史上的市民文化已经过去了,可是小报留下了。以至于今天要研究清末民初以及后来的上海市民文化,非看小报方能体察、领会。现存可查的小报有100多种,它代表的是上海近代报刊史上出现过的近千种小报。翻阅这些小报,大体可描摹出近代上海市民文化的图像。

小报是同市民文化一起出现的。市民文化的形成催生了小报,小报就是市民文化的一部分;而小报又是市民文化的温床,市民文化借小报发育、扩散。

市民文化从本源上讲,是都市崛起的产物。从19世纪末到20世纪二三十年代,这四五十年间,正是开埠后的上海演化为东亚大都市的过程。这是中国历史上从未有过的事情。作为一个大都市,上海不仅和已经存在几百年的江南诸多富庶的中小城市不同,更和广袤的农村有天壤之别。贸易的兴旺,商业和资本的集中,人口的急速集聚和城区的扩建,都塑造着这个城市与众不同的面貌。一个完全不同于农耕社会的市民社会正在形成。按照马克思的观点,市民社会是一种社会交往方式。生产力的发展、生产方式决定交往方式。这种交往是一切物质交往,包括商业活动和生活。在东亚大都市形成的过程中,一个新的市民社会也在形成。

有什么样的社会,就有什么样的文化。代表上海市民社会的文化不完全覆盖都市文化,而是都市文化的重要部分。上海的都市化进程加快,社会分层日益明显。不仅有处于两端的资本家、富商以及无产阶级、贫民,而且有大量的中产阶层。中产阶层内部也不同,较富裕的有着变为资本家的可能,更多的是刚刚摆脱贫困的中下层。许多职业群体就属于这样的阶层,如公务员、职员、教员、自由职业者等。

按社会分层观察,市民文化更多地代表都市中下层市民。形成中的上海市民文化有诸多来源,或者说受到诸多因素的影响。一是移民文化,前已说过。二是商业文化。商品交换和等价原则是商业文化的基石,与此同时滋长的便是公平意识和法制意识。商业文化浸润到人们的精神生活和互相交往,使人感觉到冷冰冰和功利化。这和中国几千年农耕社会养成的礼仪和温情脉脉是迥然不同的。上海市民锱铢必计和讲规则的风格,就是在长期商业文化的浸泡中养成的,为国内许多地方人士不喜欢。三是都市生活方式。人的生活方式对文化的影响极大。与农村生活不同,城市生活是流动的、快节奏的、充满竞争的。人口密集,职业分工明显,人们被压缩在狭窄的空间里活动,按工商规则交往,宗族被打破了,家庭被压缩成小家庭。在特大型都市的上海,城市生活方式的特征尤其明显。四是外来文化的影响。有一点需重视的是,上海是一个文化非常“洋化”的城市。上海市民接纳外来文化的容忍度很高,自为程度也很高。许多西方生活方式和文化,经过上海市民吸收、改造,变得别有一番滋味。

小报是同市民文化一同出现的,市民的精神文化需求呼唤着小报的诞生。近代报刊作为信息和思想交流的媒介,总是和一定的社会需求联系在一起。我们不妨从小报的读者群来看市民社会的需求。有研究者认为,“小报的读者主体是职员、店员、学生和粗通文墨的市民,但是政府要员、上海闻人、出身显赫的上海寓公、大小公馆里的有闲人士喜欢读小报的也不在少数,甚至不少新文学作家也有读小报的嗜好。”这大体是不错的。中下层市民是小报读者的主体,办报者是为他们而办的。由于它的趣味性和娱乐性,也不排斥它有其他阶层的读者。中下层市民需要小报,与他们的生存方式、生活方式有关。大都市中的小市民,无论是有职业、临时有职业或失业的,都要为生存而奋斗。有职业的工作紧张、辛苦,为保住饭碗而兢兢业业。无职业的因职业动荡、生活无着而痛苦不堪。生活是“快速”的,将他们压缩在狭小的时间、空间里。宝贵的空闲时间需要有生活的调剂,精神的刺激,或者藉以心理安慰。可以快餐式阅读的小报,便是这种精神、文化调剂品。人微言轻,中下层市民无处去诉说自身的疾苦,表达自己的意愿,加入公共社会,小报不失为一个代言平台。中下层市民稍有富裕,在都市生活的刺激下,便有欲望的冲动,追求享受的趋向,小报便是廉价消费的市场。无论革命者如何批判它对革命斗志的消蚀作用,文学家如何批评它的庸俗、无价值,小报总是存在,一度还火爆,原因就在于适应了中下层市民的精神文化需求。

如果说,社会需求催生小报,那么,恰恰是小报文人的出现,造就了小报。有人研究认为,在上海城市化过程中,是出现过一个小报文人群体的。小报文人大体由“晚清文人、鸳蝴文人和后期的部分海派文人构成”。这个判断大致不错。晚清文人李伯元、吴趼人等,人称之为“小报鼻祖”,“鸳蝴先宿”;而小报后期被称为通俗海派文人者,其实就是从鸳蝴文人演变而来的。所以,与小报沿革相伴始终,起着主体作用的,是所谓“鸳蝴文人”。小报和鸳鸯蝴蝶派有着很深的血缘关系。或者可以说,小报是鸳鸯蝴蝶派的舞台,鸳鸯蝴蝶派造就了小报。鸳鸯蝴蝶派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一种流派。被人称之为“宣扬趣味主义的一种流派”,表现的是“游戏的消遣的趣味主义的文学观”。它在很长一段历史时期更多受到的是左翼文学界的批判。轻则批评它是“华洋杂凑,不中不西”,思想方面“卑鄙不足道”,“言爱情不出才子佳人偷香窃玉的旧套,言政治言社会,不外慨叹人心日非世道论夷的老调”。重则攻击它是“文丐”、“文娼”,“流氓派的文人”、“夺新文学的朱”,“乱旧文学的雅”。其实,它就是具有市民精神倾向的俗文化,是一种客观的社会存在,无所谓进步与落后。至于鸳鸯蝴蝶派报刊和鸳鸯蝴蝶派文人的归属,也是后人的一种总结,当时人并不承认。总之,这类团契、文社和上海小报有一定关系,小报的编辑闻讯参加集会,于此扩大了与江南文人的联系,扩大了撰稿人和编辑人队伍。

现在可查的小报文人有上百人,稍有名气的也有几十名。有代表性的有包天笑、王钝根、周瘦鹃、严独鹤、郑逸梅等。张恨水也可算作与上海报刊有特殊关系的小报文人,他虽然长期在北平任职、生活,可是为《新闻报》副刊《快活林》所写的连载小说(连载五年)《啼笑因缘》风靡上海滩。小报之成为小报,莫不与小报文人有关。小报文人的生活历程、文化背景,乃至他们对都市生活的感受,都决定了小报的内容偏好、编撰风格和审美情趣。考察有代表性的小报文人的身世及职业经历,惊人地发现他们有许多相近之处:

他们都祖籍江浙,深受江南文化熏陶。一般都自幼在私塾受蒙,有很好的经文词赋根底,有的在旧科举制度下还应试应考,如包天笑、王钝根、严独鹤。与他们的前辈晚清文人不同的是,他们接触了新文学新文艺,喜爱小说、散文,并尝试写作。

他们是过渡期的小知识分子,既不同于老派文人,也不同于新派文人。江南农村悠闲、恬静的生活蕴就的细致、儒雅文风对他们影响很深。

他们大都出身贫寒,或因战乱,或因丧亲,家道中落,被打落到社会底层。旧式读书人的两条路——应试入仕或教书都难以走通,便只身投入大都市的洪流,卖文为生,逐渐成为职业文人。如周瘦鹃、郑逸梅、张恨水。所以,小报文人熟悉底层市民生活,深谙底层市民心理。他们的编撰是奔着中下层市民的需求去的,所以写的散文、小说也多半描绘他们的生活,议论也反映他们的心声、意向,娱乐文字也适应他们的习惯。他们是同情中下层市民的,也愿意为他们发声。

在职业上他们是两栖的。不少人栖身于大报的副刊,同时又自己办小报或刊物。如周瘦鹃,长期主持《申报》副刊《自由谈》,同时又创编过《先施园日报》、《礼拜六》周刊、《游戏世界》、《半月》、《紫兰花片》等报刊。又如严独鹤,长期主持《新闻报》副刊《快活林》,又主编过《江杂志》,还在务本女塾兼职教员。当时报人其实是自由职业者,只要有精力,“不拆烂污”,数处兼职也无人过问。这种情形使我们看到,市民文化其实有三个栖身地,一为小报,二为大报“报屁股”,三为杂志(以小说为主),本文只是着重谈小报而已。由于编报刊者为同一群人,所以我们在考察小报的时候,一定不要忘了它们和大报副刊、杂志的联系,它们不仅在内容上是互通的,而且“荣辱与共”,互张声势。我们常在小报、大报副刊、杂志上看到小报文人互相唱酬应和。

一方面是都市生活、市民社会为小报提供了生长的条件,是市民文化蕴育了小报,另一方面,小报又成为市民文化的温床。小报的存在不仅是市民文化的象征,而且作为一种媒介,小报参与建构了市民文化。小报为市民提供了一个文化公共领域。

挖掘奇闻轶事、名人新闻,满足市民新闻需求。如果说大报的新闻报道反映的是社会的整体、全局、基本面,那么小报反映的则是社会的角落,另一个视角看社会。对于市民的新闻消费来说,可能两者都需要,这也是小报有市场的原因。可是,小报的追逐名人,哄炒秘闻的做法,也产生了负面的社会作用。小报可以说是都市流言孳生的温床。尽管从社会心理的角度讲,流言的存在有一定的合理性,有时流言代表着市民的潜望,可是,流言能杀人。著名的阮玲玉之死,包括主要是小报在内的报刊难以辞其咎。

发挥娱乐、休闲功能,为市民提供廉价的文字消费。小报自诞生起就宣布自己有游戏娱乐功能。小报中有几类直接与上海都市娱乐方式有紧密关系。一类是游戏场小报,如《新世界》、《大世界》、《先施乐园日报》等。民国以后,上海开办了不少大众娱乐场所,如著名的大世界等,这些包含书场、剧场、魔术、游戏等多品种娱乐于一体的场所,十分新颖,消费廉价,深受市民欢迎,成为上海一景。游戏场报便应运而生。孙玉声、周瘦鹃等报人都编过游戏场小报。还有一类是专业戏曲小报。小报与戏曲界有不解之缘,这与小报文人本身的娱乐爱好有关。小报文人不少是戏迷、票友,与戏魁、优伶有很深的关系。所以这类小报以捧角为职责,不少剧评介绍写得十分细致专业,令戏迷叫绝。上海滩上戏曲繁荣,许多名角走红,与小报吹捧有莫大关系。更有甚者,有些剧场老板,自己创办了戏曲小报。与此带来的负面影响是,捧抑戏角难免和商业利益挂钩,其中黑幕不少。除上述两类小报外,小报在通俗小说的倡导方面也起了很大作用。通俗小说包括言情小说、谴责小说、武侠小说、侦探小说、历史传奇小说等。在文学史上,小报小说是不入流的,甚至经常遭到批判。可是在当时的都市生活中,都深受市民欢迎,趋之若鹜。连载小说成了小报的卖点。一张成功的小报,一定聘用擅长写通俗小说的高手压阵。究其原因,这类通俗小说更多描摹的是中下层市民所熟悉的生活,包括他们的挣扎、奋斗,他们的情感、憎爱。表达的也是他们的诉控、愿望乃至牢骚。其中一些优秀的作品也以爱国报国、声张正义为主线。小说家们熟练地借用章回体的手法每天抓住读者,跌宕起伏的情节、细腻入微的人物刻画,都为读者喜爱。其实,通俗小说是没有界限的。官邸、洋房里的人物喜读通俗小说的也大有人在。张恨水的《啼笑因缘》,就是这样一部雅俗共赏、老少皆宜的小报小说,一度风靡上海,传遍全国。自然,小报小说也有许多糟粕,粗制滥造骗取读者的不在少数,后期黑幕小说更遭到各方面的批评。

交流生活哲学,促使市民价值观的形成。小报是市民的报纸,不关心大事情,专注于弄堂里、亭子间发生的琐碎轶闻,对于市民关心的衣食住行,不厌其烦,津津乐道。在这有意无意之中,交流着市民对于生活的体验,汇聚着对于生活哲学的一些共识。上海是一个工商业繁荣、中外交流频繁的都市,从生产方式到生活方式不断在变动。趋新善变是上海都市文化中形成的一个特质。用通俗的话讲,上海人爱赶“时髦”。小报在上海的“时髦”报道方面是全方位的,无论是服饰的变化、时尚的变化、新颖文化娱乐的出现等等。尽管小报的态度并非全盘接受“时髦”,但在报道上是敏感的、快速的。经过长时期的观察,小报自己也认为“赶时髦”是上海市民的一种普遍心理,“上海人最爱出风头,凡事不甘落后,对新事物向来不问质地如何,只求先睹为快,一味赶时髦,生怕外面已是沸沸扬扬,自己却‘木知木觉翎子也不接’,被人骂作‘阿屈西’”。

在生活方式上,小报播扬着一种实用主义的享受生活的主张。作为面向市民的小报,讲究报纸的“用”的功能,在市民关注的日常衣食住行方面占很大篇幅。许多小报都设有生活服务类的副刊或专栏,如晶报的《衣食住行》、立报的《小点心》等。小报不仅提供许多生活常识,为市民欢迎,而且在有意无意之中提醒一种实用主义的生活方式。在一个光怪陆离、充满诱惑的都市里,市民无力去享受奢华的生活。但即使在拮据的生活中,也尽可能将生活搞得精致一点。“即使没有口福去品尝山珍海味的穷朋友,只要吃得经济而有味,也不愧是小饕餮家”。提倡穿布衣,也要过得精致,这就是小报的观点。小报还宣扬“门槛精”的生活哲学。做生意要懂得“生意经”,吃饭要懂得吃饭的门槛,白相要懂得白相的门槛。这种生活哲学是在都市的商业社会里养成的。所有劳动的价值、消费的成本,都物化为金钱,价格是唯一标准。这种生活哲学也是都市生活逼出来的。数量广大的中下层面临择业的危机、生活的艰难、不得不追求付出劳动或金钱后获得的最大价值。斤斤计较由此而来。后人贬之为上海人小气、狭窄,岂不知大方是要以经济实力为基础的,“财大才能气粗”。后人又贬上海人“精明而不高明”。其实也是批评错了地方。高明是要以精明为基础的。在市场经济下,如果没有对成本投入和产生效益的精确计算,哪里来经济效益?毋庸讳言,小报倡导的“门槛精”确实也养成了市民的小家子气,和只顾自己、只顾眼前的品格。如果说,上海市民社会及其文化,是一幅色彩斑斓的油画,那么,小报就是它的一张不十分清晰的照片。

左翼文化的阵地

20世纪30年代,上海文坛有过一段短暂的勃兴,这就是左翼文化引领的进步文化运动。这次文化勃兴是全方位的。不仅占据统领地位的文学,而且戏剧、出版、社会科学各方面都出现了活跃的局面,产生的成果丰硕,对此后的历史发展都有深远的影响。探寻左翼文化勃兴和上海报刊的关系,是十分有意义的。

造成左翼文化运动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左翼文化运动首先是对于反革命镇压革命的抗争。1927年4月以后,蒋介石反动派背叛国民革命,被突如其来的巨大变故打蒙了的进步知识分子(其中不乏共产党人和革命的国民党员),很快觉醒过来,寻求各种方式抗争。正如鲁迅深刻地指出:“这革命文学的旺盛起来,在表面上和别国不同,并非由于革命的高扬,而是因为革命的挫折。”“现在,在中国,无产阶级的革命的文艺运动,其实就是唯一的文艺运动。因为这乃是荒野中的萌芽。”同时,世界无产阶级文学思潮的影响也是一个不可忽视的原因。20年代末30年代初,左翼文学思潮的高涨是一种世界性的现象,不论在苏联,还是在日本、法国,对无产阶级文学主张的探索成为一时之潮,而马雅可夫斯基、法捷耶夫等作家的作品也被译成中文,带来一股新风。1931年“九•一八”事变之后,民族危亡的形势则对左翼文化的勃兴有直接的刺激作用。

左翼文化运动为什么会发生在上海?这也是一个值得研究的问题。文化总是跟着人走的。文化的高潮只会在文化人汇聚的地方发生。20年代末30年代初,上海成为文化人汇聚的一个理想之地。据考证,至少有三种文化人向上海汇聚。一种是北方作家南迁。由于北洋军阀政府拖欠薪水,在衙门机关或是大学教书的文人,生活陷于困境,加上奉军入关,在北平等城市严厉镇压文化人(如邵飘萍、林白水不到百日相继遇害),封禁报刊,“北京已入恐慌时代,大学教授及新闻记者多离京”。文人南下寻求栖身之地,相比之下,上海最适宜。第二种是因国民党蒋介石叛变革命而遭到镇压的革命党人和进步青年,逃到上海,蛰居租界(许多租用廉价的“亭子间”,“亭子间”因此而闻名),从原来参加的国民革命实际工作中脱离出来,投向另一条战线——文化战线。第三种是留日学生回国,大都选择上海为谋生和工作之地,其中不乏共产党员、进步知识青年。文学团体创造社(后期)和太阳社的成员基本都属于这一种。三种人群之外,一些业已有成就的文学大家如鲁迅、茅盾、郁达夫、胡适等也辗转来到上海定居。文化人汇聚上海,那是不会甘于寂寞的,一定会演出有声有色的活剧来。

文人汇聚上海,还因为上海具有其他城市所不具备的宜居条件。上海有旧中国地域最大的租界。租界有自己的准政府(工部局),自己的法规和警察,不容许中国政府插手,几同于“国中之国”。从维护民族独立、国家主权而言,租界的存在当然是国人的耻辱。但在客观上,租界又成了革命者反对现行政权的藏身之地:一方面,租界当局依照他们的价值观,要标榜维护租界新闻言论出版的自由;另一方面,他们同中国当局有这样那样的矛盾,存在着供革命者利用的缝隙。当革命遇到迫害时,可以利用租界作掩护,长期潜伏,作地下的或是合法的斗争。租界的存在,毫无疑义是左翼文化勃兴的外部条件。

上海有旧中国最发达的出版事业和文化市场,为汇聚在上海的文人提供了生存条件和工作条件。无论是南下的、归国的还是蛰居的文人,来到上海首要解决的问题是生存问题:有事做,有饭吃,可安家。上海是旧中国文化教育事业最发达的城市。上海有为数众多的中学和大学,又是旧中国出版业最发达的城市,这不仅解决了许多文人的衣食之虞,也为左翼文化的勃兴提供了便利条件。据统计,从1843年上海开埠到1949年解放,上海共存在过313家出版机构。其他城市只能望其项背。1927年到1937年,上海的出版业更进入黄金发展时期。此前存在的和新开办的出版机构有128家,其中只有27家是1927年前就存在,101家都是十年间开办的。十年间,大书局规模空前扩充,著名的三大书局,商务印书馆虽然惨遭1932年“一•二八”日机灭顶轰炸,可是在废墟上奇迹般复原崛起。中华书局十年间资本总额整整翻了一番。世界书局也达到历史出版顶峰,日出新书1.5种。中小书局、书店如雨后春笋,不断创办,力量逐渐壮大。许多作家、文人依托发达的出版业,获得了生存的条件,迎来了创作生涯的黄金期。他们的生活可以用“蛰居租界”、“卖文为生”八个字来形容。鲁迅从1931 年12 月起,版税和稿酬便成为他全部的收入来源。茅盾蛰居上海,第一个实际问题便是“只好重新拿起笔来,卖文为生”。连辗转到上海参与左翼文化运动的党的知识分子冯雪峰、夏衍等也不能依赖党的经费,而要自己解决生计。上海发达的出版事业,为左翼文化活动提供了广阔的舞台。上海出版业的特点是:不同规模、不同层次的出版机构种类繁多,星罗棋布。这些出版机构基本上都是民营的,国民党政府办的和党管的极少。大体上有几种情况,一种是创建时间早、经营有方,已形成相当规模的出版机构,如前所述的三大书局,还有大东书局,开明书店等;一种是同人合资所办,也办得相当成就的出版机构,如北新书局、亚东图书馆、泰东图书馆、良友图书印刷公司、生活书店,其他书局多为股份制,生活书店则是合作社制;还有一种是个人独资开办的书店,有的干脆是文化人自己出资开的书店,不求盈利,单为出版。如此众多的出版机构,灵活的出版条件,使左翼文化运动的报刊出版较为便利。据不完全统计,出版左翼文化报刊的书局、书店就有三四十家。既有与文化界渊源颇深的开明书店、北新书局、现代书局、泰东书局等,也有文化人自办的出版机构,如创造社出版部、太阳社办的春野书店、著名的内山书店、左联直接开办的新知书店、陈望道等人办的大江书铺等。由于左翼文化人办的报刊观点新锐,领域广泛,深受一般青年欢迎,所以,许多出版机构包括一些书店老板也愿意冒着风险出版。

左翼文化运动举起了无产阶级革命文学的旗帜,开拓了马克思主义的文艺、理论阵地。依托上海的环境条件,左翼文化运动取得了载入史册的成就。

左翼文化运动引出了30 年代上海文坛的勃兴。文学大师们带头实践,进入了他们的黄金创作期,年轻的作家、剧作家也发出耀眼的光芒。鲁迅当时曾和茅盾(沈雁冰)讨论说,现在的左翼文艺,只靠发宣言是压不倒敌人的,要靠我们的作家写出点实实在在的东西来。正因为如此,30年代成为中国现代文学创作的丰收期。据统计,大约有80部长篇小说、200多部中篇小说问世。“中国现代小说形成了自己的特色,每一个作家都以鲜明的个性卓立于文坛”(《中国新文学大系》)。外国文学的翻译也进入黄金期,据统计共有700多种,苏联作家法捷耶夫、肖洛霍夫、高尔基等人的作品相继得到翻译,1935 年被称之为“翻译年”。 现代诗歌也展开了它的丰收季节,重要诗人和诗歌流派密集呈现,诗刊如云,诗风炽盛。30年代上海文坛,文学界是主体,其他界别也不甘寂寞。戏剧界的发展令人瞩目。被中国人视作新的文化样式的话剧、电影也在这个时期普及、逐渐形成自己的风格,田汉、曹禺、洪深、欧阳予倩、夏衍等一批剧作家崭露头角,民间的、专业的剧团、制片公司十分活跃。社会科学界则最早组织了马克思主义研究会,随着“社联”(即左翼社会科学家联盟)的成立,译介出版了大批马克思恩格斯著作,如《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反杜林论》等,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普及也作了艰巨的努力,艾思奇的《大众哲学》出版即是一例。如果没有左翼文化运动的带动,就不会有30年代上海文坛的全面勃兴。同样,如果没有文化各界在30年代结出的丰硕成果,左翼文化运动也不可能在历史上占据重要的位置。

左翼文化运动何以在上海文坛上呼风唤雨,推潮逐波?左翼文化和报刊有怎样的关系?经过观察可以发现:杂志,是左翼文化运动的主阵地,是进步文化人士传播新思想,发表新作品,展开讨论的基本形式,也是向国民党政府抗争、鞭笞社会黑暗的利器。

历史行进到上世纪30年代,杂志在上海已是非常普及的出版物。没有一家出版机构不出版几本杂志的。商务印书馆历史上至少出版过81种杂志,其中自己编订的为35种,代为发行的为46种。中华书局也有40种左右,世界书局、生活书店也分别发行过十多种。深究其中原委,杂志作为一种定期出刊物,若办得好,出版量大,容易为出版机构赢得社会声誉,增加盈利增长点。书刊同出,及时刊登广告,十分有利于书的销售。从文化界来说,没有一个知名作家是没有办过几本杂志的,文化新人往往首先在杂志上崭露头角。据考证,鲁迅一生主编、与人合编、赞助别人编过的杂志共有十几种,从《语丝》、《莽原》、《奔流》到《前哨》、《文艺研究》、《译文》等,多半是后半生在上海编的。茅盾一生也编过许多种杂志、著名的有《小说月报》、《文学》等。杂志出版一般有几种情况,一种是有实力的出版机构聘任有专长的作家文人办杂志,这类杂志有实力支撑,有稳定的编辑队伍,出版年份较久;大量出版的是同人杂志,几个志同道合的文人,为了共同理想,凑集资金编一本杂志,这一类杂志出版年份不会很长,有资金就出版,资金告罄就停办,同人意见分歧也停办;还有的人以编杂志为乐趣、又有一定资金维持,干脆为杂志成立一出版机构——书局或书店。整个30年代是上海杂志办得最多的年代。据胡道静统计,1927年以后在上海出版的杂志有272种之多(含1927年之前创刊,还在出版的,和1927年之后创刊的),分为10大类50种。与此统计可以相印证的是许晚成的统计,1936年在上海出版的期刊(从3日刊到年刊),约有312种之多,占全国的17.37%。

在杂志普及的背景下,左翼文化力量以杂志为轻骑兵,传播进步的思想,出版新作,展开争论,同时和国民党文化统制、各种思潮作斗争。据有人统计,这一时期在上海出版的主要左翼文艺刊物有46种。其中既有前期“创造社”、“太阳社”等激进的文学团体出版的《创造月刊》、《太阳月刊》等,也有“左联”成立前后出版的《萌芽月刊》、《拓荒者》、《巴尔底山》、《前哨•文学导报》;既有文学新进编的《北斗》(丁玲)、《文学月报》(周起应)、《无名文艺》(叶紫、陈企霞),也有文化大将一贯支持或主编的《奔流》(鲁迅、郁达夫)、《文学》(郑振铎、茅盾)、《译文》(茅盾、黄源),等等。我们考察其中许多刊物发现,它们的寿命都很短,一般出版不过一二年,有的甚至只出一期就寿终正寝。这是国民党“围剿”逼出来的。自1928年、1929年杂志出版出现一个小高潮之后,从1930年起,国民党加紧对进步刊物的封禁。左翼文化力量被迫只能“打一枪,换一个地方”,不断关闭被禁刊物,又不断创办新的刊物。作家们在刊物上众多的化名、假名,也因此而来。与其他地方比较,上海良好的出版条件,杂志灵活出版的特点,为左翼文化创造了缝隙,提供了回旋余地。

左翼文化力量大量出版杂志的举动,反过来又促进了杂志的进步。30年代的上海,出现了一批为平民喜爱的通俗刊物。最典型的是邹韬奋办的《生活》周刊,以后又有《永生》、《新生》、《读者生活》等。这类通俗刊物提倡一种“服务精神”,完全从底层平民的需求出发,报道与他们利益相关的事件,并进行通俗的阐述,反映民众痛苦的呼声,为他们指引人生的道路,并以来信回复、代购衣物等方法加强刊物和读者的联系。因而深受青年学生、店员、和略知文墨的工人等欢迎,《生活》周刊的发行量一度达到每期销15万份,创旧中国杂志发行之纪录。出版、编辑刊物的邹韬奋、杜重远等人,也因为“聚精会神”地办刊,而使自己的思想追随时代的进步而进步。变化还出现在一些老牌杂志上,比如《东方杂志》(月刊)。这是一份旧中国出版历史最长的中文期刊,创刊于1902年,由商务印书馆出版。在政局动荡的岁月,这份杂志以保守稳健,得以长久存在。1932年10月,由具有进步思想的胡愈之接任主编。许多左翼文化人士纷纷给它供稿,《东方杂志》一改过去沉闷的空气,跟上时代,影响日益扩大。杂志的兴旺吸引了报纸,一些著名大报也办起刊物来。《申报》1932年起实施的革新计划之一,就是创办《申报月刊》。《申报月刊》于1932年7月15日创刊,由俞颂华任主编。在这个具有进步思想的主编主持下,《申报月刊》办成了一个融新闻、

时事、文艺为一体的综合性杂志,鲁迅、茅盾等都为它撰稿,该刊还发表了许多写得很精彩的时政通讯和评论。

1934年,被称之为“杂志年”。人都以为这是办杂志的高峰年,其实出版总数和往年差不多,但新面孔多一些。这是国民党查禁书刊逼出来的。前一年,即1933年,国民党“查禁普罗文艺”的密令竟发到各大学,按黑名单上的刊物和作者名查禁。许多刊物被迫停刊。但越禁越出,1934年又有许多新杂志问世。什么原因呢?茅盾在一篇题为《所谓杂志年》的短论中分析道,一是因为读者爱吃“休闲的零食”(鲁迅语),因为“特别国情”不允许有新鲜的大鱼大肉供给读者。二是因为出版机构无路可走,“好销的书不好出,好出的书不好销,于是只剩下‘杂志’一条路还可捞几个现钱”。茅盾以隐晦的语言道出了当时国民党封禁书刊所造成的环境,以及出版者和读者心领神会的默契应对。

国民党文化“围剿”日甚一日,左翼文化力量开辟了另一个阵地,这就是报纸副刊。从1932 年,左翼文化力量已经意识到可以利用报纸副刊展开自己的活动。 这是抗日救亡形势发展的结果,也是左翼力量突破“左”的自我禁锢的结果。在办刊宗旨上,副刊不必和正张保持一致,这就为副刊争取到一方自由发挥的天地。所以,“五四”时期便有“四大副刊”,成为宣传反帝反封建新思想的阵地。但在上海,许多报纸副刊成为鸳鸯蝴蝶派文人所办,以刊载消闲趣味文字为主。这种情况到30 年代初发生变化,以《申报》副刊《自由谈》的变革最为明显。

1932年,在国内外形势推动下,上海老牌报纸《申报》及其老板史量才发生向进步转变的倾向。改革副刊《自由谈》,是其创刊五十年大庆所制定的一揽子改革计划的重要部分。这年10月,留法归来的文学青年黎烈文接替周瘦鹃担任《自由谈》主编,盛情邀请左翼文化人士提供稿件,并宣布了与时代俱进的主张。鲁迅等人敏感地捕捉到了《申报》的这一变化。觉得可以“在旧式报纸上,这上海第一大报,著名的保守势力《申报》上撕破一角”。鲁迅和茅盾经过商议,决定为《自由谈》写稿,自此,《申报•自由谈》风格大变,《自由谈》成为鼓动抗日救亡,抨击不抵抗政策和要求民主自由,揭露钳制舆论的阵地。闪烁出历史上最耀眼的光芒。据统计,鲁迅在《自由谈》上用40多个笔名发表了143篇文章,平均每隔三四天就有一篇,其中最多的一个月竟写了15篇,平均两天一篇。这可能是鲁迅供稿支持最多的一个副刊,可见他对《自由谈》这一阵地的重视。茅盾也在《自由谈》上发表了62篇文章,前期以每月6篇的密集度发表。这在茅盾供稿的副刊中也是绝无仅有的。正在上海领导地下文委工作的瞿秋白也借用鲁迅的笔名发表了12篇文章。其他许多左翼作家如叶圣陶、陈望道、唐弢等都为改版后的《自由谈》撰稿。这么多作家出现在一家报纸副刊上,成了30年代文坛一件盛事,自然很快引起了国民党的关注。以刺探文坛情报、中伤左翼文化力量为职责的《社会新闻》,很快嗅出味道,公开散布说:“《申报》的《自由谈》……现在也在左联手中了。鲁迅和沈雁冰,现在已成了《自由谈》的两大台柱了。”《自由谈》顶住国民党的压力,顶了一年多终于顶不住了。到1934年5月,史量才只好将黎烈文撤了下来,换上了张梓生做主编。但这并没有改变追求进步方向的革新路径,只是变换了斗争策略。1933年黎烈文就在《自由谈》刊出一则意味深长的启事,“吁请海内文豪,从兹多谈风月,少发牢骚”。左翼作家们心领神会,撰文不直接触及时政,而更多抨击社会黑暗各方面,涉及面更广。张梓生接任后对于左翼作家也来稿照发。改革《自由谈》的成功,不仅说明报纸副刊可以成为文化建设的重要阵地,而且这种革新也给报纸副刊以致整张报纸带来新的面孔。《自由谈》的成功提高了《申报》的声誉,同时培育了文化新人。鲁迅是有意识做这一工作的。他通过《自由谈》,不仅团结黎烈文,支持他的前进方向,而且着眼提携新进作家。徐盈、子罔、靳以、姚雪垠、刘白羽、柯灵、陈学昭、叶紫、草明等一批文艺青年,都是曾在《自由谈》上露出锋芒,经历磨练的。

副刊成为左翼文化阵地的不仅有《申报•自由谈》,还有国民党改组的报纸《中华日报》副刊《动向》。许多报纸的电影副刊也成了左翼文化力量开展影评的阵地。电影当时在国际上也是时新的传播方式和文化媒介。1932年起,许多进步文艺人士进入电影界,力争把电影变成宣传光明、进步的手段。在左翼“剧联”领导之下组织了一个影评小组,有意识地进入各大报的电影副刊工作,如《申报》的“电影特刊”、《时事新报》的“电影时报”、《晨报》的“每日电影”、《中华日报》的“电影新地”、《民报》的“电影与戏剧”等。一批进步人士王尘无、石凌鹤、鲁思、毛羽、舒湮、李之华、沈端先、郑伯奇、陈鲤庭、沈西荃都参与其事。伴随影评的指引,加上许多进步人士进入电影公司工作,电影这一阵地基本上为进步文化力量掌握,拍摄了不少好影片,培养了一支进步骨干队伍。

左翼文化力量运用报刊活动给自己打开了局面,扩大了影响,同时也给报刊带来许多革命性变革,改变了许多报刊保守的面貌,尤其是使新的报刊体裁——杂文达到成熟。

杂文,脱胎于散文,从“五四”时期《新青年》等报刊时行的“随感录”发展而来。不断创作并使这一文体趋于成熟的是鲁迅。他自己在一生最后的一本杂文集《且介亭杂文二集》的后记中曾回顾道:“我从在《新青年》上写‘随感录’起,到写这集子里的最末一片止,共历十八年,单是杂感,约有八十万字。后九年中的所写,比前九年多两倍;而这后九年中,近三年所写的字数,等于前六年。”可见鲁迅在一生的最后一个时期,已将写杂文作为自己主要的工作内容。30年代,杂文进入一个全盛期,其推动者也是鲁迅。而《申报•自由谈》就是其中一个最炫丽多彩的百花园。杂文是《自由谈》的灵魂。《自由谈》也带动了一大批报纸副刊和杂志,重视刊载高质量的杂文,如《立报》“言林”、《中华日报》“动向”、《时事新报》“青光”、《东方杂志》、《申报月刊》等。由于鲁迅的示范,一大批作家如瞿秋白、茅盾、郁达夫、老舍、叶圣陶、王任叔等都写了不少杂文,而年轻作家更是以鲁迅为楷模,热情投入写作,成为杂文新锐,如徐懋庸、唐弢、柯灵、夏衍、曹聚仁、夏子美等,以致后来出现了一个“鲁迅风”的文学流派。

杂文在这一时期走向全盛,必定有时代和社会的原因。作为当时人的瞿秋白曾经分析过两个原因,一是急剧变化的时代使作家无法从容地运用其他形式来参与生活,二是环境迫使作家用艺术的方式表现自己的政治立场。他说:“鲁迅的杂感其实是一种社会论文,战斗的‘阜利通’(feuilleton)。谁要是想一想这将近20 年的情形,他就可以懂得这种文体发生的原因。急遽的剧烈的社会斗争,使作家不能都从容地把他的思想和情感熔铸到创作里去,表现在具体的形象和典型里;同时,残酷的强暴的压力,又不容许作家的言论采取通常的形式。作家的幽默才能,就帮助他用艺术的形式表现他的政治立场,他的深刻的对于社会的观察,他的热烈的对于民众斗争的同情。”

残酷压迫的时代造就了杂文。杂文大家们各具个性的创作,又造就了杂文这一报刊新体裁与众不同的特点。

杂文是时论和文学的混血儿。杂文须应时而作。它虽不是新闻报道那样的速朽品,但也不是无须顾及时空的文学作品。切中时弊是杂文的生命线,否则就没人看。文学性也是必要条件,艺术地表达,幽默的体现,都是杂文引人之处。同时,杂文融深刻性与社会性于一体。杂文之好看,在于深刻剖析时局的症结,社会的痼疾,人心的善恶,言人人见之而熟视无睹,阐人人思之而达之不深,引起读者的共鸣。有人将杂文比作匕首,比作解剖刀,这是正确的。匕首可以投向敌人,解剖刀可以解剖自己。后人赞鲁迅晚年的杂文,不仅解剖社会,而且时时解剖自己,方显深刻性。有深刻性的杂文,一定有社会性——掘之深,传之广。传之广亦方显其深刻性。

杂文是作家个性张扬的产物。没有一种报刊体裁比杂文更彰显个性。浏览30 年代报刊上的杂文,有如园中百花,千姿百态,竞相开放。当然,百花之冠,当属鲁迅。鲁迅这一时期的杂文,老辣而达到炉火纯青的地步。不仅他的语言风格,嬉笑怒骂,自成一家,更重要的是思想之深刻、方法之艺术,达到常人不及的境界。杂文若无个性,便不成其为杂文。杂文个性的养成,非一日之功。杂文不容易作,就在于作者不仅要将时局了然于胸,还要有洞察力;有广博的知识素养方能谈古论今;还要有轻重自如的文字驾驭能力。在报刊体裁中,杂文是不易运用的一种。

综合前面所述:不断变迁的都市文化,是上海近代报刊产生、发育、发展、变化的条件和土壤。文化的多样化塑造出多样化的报纸、杂志及其体裁、风格。上海在近代史上长时间成为我国新闻中心、报刊中心、出版中心,是因为这里容纳下中外多元文化的交融,各种文化人汇聚到这里生活,展开文化活动和创造。多元文化造就了报刊繁荣,而近代报刊又称为文化传播的工具,促进了多元文化的传播,不断构建上海的文化版图。报刊的繁荣也成为上海文化繁荣的一个标志。

  (来源:《学术月刊》2014年第四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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