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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二十年上海文学: 七路沪军成一股

上世纪70年代末到80年代中期,上海一地的文学无疑是“新时期文学”重要组成部分,先后涌现出白桦、宗福先、沙叶新、俞天白、赵长天、孙颙、王安忆、陈村、赵丽宏、程乃珊、叶辛、陆星儿、卢新华、周惟波、王小鹰、王晓玉、彭瑞高、王周生、殷惠芬、沈善增等一大批重要作家,他们都有长期生活积累和文字磨练,取材广博,小说、诗歌、话剧、散文几乎无体不备,积极参与并极大地丰富了“伤痕文学”、“反思文学”、“知青小说”、“改革文学”、“文化寻根小说”等排闼而来而又频繁更迭的新时期文学主潮。

文学沪军

80年代中期以后,上海作家在先锋戏剧、先锋诗歌和先锋小说浪潮中不甘落后,张献、罗怀臻、赵耀明等戏剧家,宋琳、陈东东、王寅等诗人,孙甘露、格非、阮海彪、金宇澄、孙建成等小说家竞相登场,俱怀利器,各显神通。

这两批作家或是“知青”,或是稍晚于“知青”的“60后”,大多目前仍很活跃,相当长时间里一直是“上海文学”的中坚。

90年代“新写实”、“新都市文学”、“新状态小说”、“新历史小说”、“新生代文学”崛起,一批生在上海或从外地来上海定居的“60后”、“70后”作家趁势登场,其中陈丹燕的上海怀旧系列,唐颖的新丽人小说及其后来反映东南亚华人生活的作品,西飏对新都市青年偶合场景的描摹,张旻对城郊中学师生朦胧情爱的揣摩,夏商对数代浦东人生活变迁的孤独追踪,卫慧、棉棉不遵矩度的欲望叫喊,与之相对的潘向黎、南妮(杨晓晖)、龚静等并非刻意的温润雅洁,丁丽英、张生、海力洪、须兰等在先锋派小说渐趋式微时的勉力坚持,包括新世纪初突然跃上文坛、大器晚成的里程(程永新)对六七十年代上海城区及郊区农场生活的追忆,都面目清晰,各有创获。他们没有前两批作家曾经享有的“新时期文学”的体制依托,比起网络上异军突起的“80后”、“90后”,又来得早了点,没有充分接受更加成熟的文化市场的筛选与检验,但他们中间大多数坚持写作,并顺利汇入新世纪文学的潮流。

90年代后期和新世纪,上海迎来了新一轮移民潮,这座城市的全国化和国际化也不断刷新其文学版图。只有到这时,才能更加看清“文学沪军”的人员构成。

首先是“沪生作家”。从“知青族”叶辛、王安忆、陈村、金宇澄到“60年代”孙甘露、张旻、里程、西飏、夏商、丁丽英、谈瀛洲(谈峥)、王宏图、龚静、陆梅,直至“70后”、“80后”薛舒、须兰、滕肖澜、韩寒、凌寒、苏德、蔡骏、那多、小白、任晓雯、周嘉宁、徐敏霞等,这些生在上海、说上海话、能采用上海方言、有上海生活经验可以依托的作家,迄今仍是“上海作家”主干。

其次是马原、褚水敖、张生、海力洪、寒山子(王月瑞)、路内等原本生活在外地、在外地开始写作成名、因工作和家庭关系而定居上海的“来沪作家”。和“来沪作家”相近的还有“留沪作家”,就是一大批更加年轻的在上海或外地高校读书、毕业后留在上海的作家如葛红兵、毛尖、卫慧、郭敬明、刘轶、甫跃辉等。这两类作家绝大多数没有早年的上海生活记忆,到目前为止也较少以移民上海后的生活为素材来写作,他们和生活在外地而作品主要由上海杂志和出版社推出甚至最先获得上海评论界关注的“投沪作家”起初并无两样,差别只是后来毕竟融入了上海,上海生活在他们今后创作中的影响或许会大于仅仅瞄准《上海文学》、《收获》、《萌芽》、《文学报》、《文汇报·笔会》、《解放日报·朝华》和上海文艺出版社等出版机构“投稿”的数量庞大、人员构成庞杂、和上海关系比较疏远的“投沪作家”。

上海是仅次于北京的经济文化中心,对全国作家吸引力很强。近年来上海作协和复旦、华师大、上大等综合性大学举办的各类文学研讨会、各种规格的作家班和签约作家计划,迅速拉近了“投沪作家”与上海的关系。作为国际大都市,上海近来又十分重视“上海写作计划”等国际作家交流项目,乃至建立相对稳定的“外国驻市作家”体制,许多外国作家短期入驻上海,和同样短期来上海居住、学习的国内作家一道,构成了不同于过去“投沪作家”的“过沪作家”群体。短暂而印象深刻的上海生活经验必将给他们今后的写作增添一种抹不去的上海元素。

此外还有两类和上海密切相关的“交叉跑动”的作家群,一是生在上海,或在上海开始写作并成名,之后离开上海去外地或远赴海外的“去沪作家”,如去香港的程乃珊,去澳洲的黄惟群等,去美国的薛海翔、李劼、裘小龙、西飏、卫慧,去加拿大的张翎,去英国的棉棉,去北京的格非、李洱、赵波、安妮宝贝,去美国转台湾的杨小滨。另一类是“返沪作家”,即结束了长期海外生活又回到上海的上海籍作家如木心、陈丹青、卢新华、贝拉(返自北美)、刘观徳(返自澳洲)、李笠(返自瑞典)等。这两类作家,或者为上海文学注入新血液,或者将某种上海文学的因素带向外地和域外,强化了上海文学与外地和域外文学的交流。

有了“沪生作家”之外其他六类作家,“文学沪军”以往清一色由“在上海的上海人”组成的格局彻底改变。上海文学的素质取决于作家队伍构成,而上海作家队伍在新世纪这种聚集与离散交错的动态格局,是深入观察其人员构成时必须注意的特征。

2010年,上海作协和文化发展基金会隆重推出由众多学者参与策划的131卷《海上文学百家文库》,19世纪初至20世纪中叶100多名与上海有关的近现代重要作家网罗无遗,主编徐俊西这样解释文库的核心理念与收录标准:“主要不以作者的出生地域为界,而是视其是否通过这样那样的方式参与了上海文学事业的共建共荣,并获得重要的文学成就为取舍”,这个较宽泛的上海作家概念大致相当于本文所讨论的“文学沪军”的上述七类,当下上海文学与近现代文学的历史延续,由此也可见一斑。

新时期以来,上海的文学批评一直享誉全国,上海批评家的职责并非专门研究上海文学,但同在一城,许多批评家还是实际参与、推动了各时期上海文学创作进程,这已广为人知。值得特别一提的是,近年来上海许多学者和批评家也纷纷开始创作,如俄罗斯文学专家王智量的长篇小说,英美文学专家谈瀛洲的短篇小说、话剧和散文,现当代文学、比较文学和文艺学专业的毛尖、杨剑龙、王宏图、朱志荣、葛红兵、吴礼权等的电影和文化时评、中长篇小说和历史小说,虽然参差不齐,但也不乏可圈可点之处。近年推出的老学者吴中杰的《海上学人》、《复旦往事》,吴亮的《夭折的记忆》(包括《八十年代琐记》和《九十年代小纪事》两部分)、《我的罗陀斯——上海七十年代》,陈思和的《1966—1970:暗淡岁月》,继“文化大散文”之后,从纪实和回忆录角度极大地丰富了“学者散文”的内涵。

专家学者后一类非小说创作及其文情并茂的文学批评论著,包括以他们为主的一班旧体诗爱好者的诗作,都提醒当代中国文学读者和作者,小说并非文学的全部,中国文学未来的发展可能还是要多种文体并重,小说一超独霸、一枝独秀,并非“从来如此”,也不必“永远如此”。

从“文学沪军”的代际更迭看,上海文学的优势在于能及时而敏锐地呼应中国文学的整体推进。几乎每次新的文学浪潮起来,都能看到上海作家的身影。最初将每次文学浪潮推到极致的作家来自上海的并不多,但90年代中期以后和新世纪,这种现象有了显著改变。余秋雨的“文化大散文”,西飏、卫慧等新都市小说,金宇澄的新沪语小说,包括《萌芽》“新概念作文”推出的“80后”、“90后”作家群,以及类似三四十年代的小报小品和以韩寒为代表的微博,跟此前王安忆的知青/女性小说、孙甘露的先锋小说一样,不管学术批评界目前如何见仁见智,褒贬不一,但他们将某一文体和某一种题材类型推向极致的努力,还是有目共睹的。

可能因为上海都市生活流动性太大,不利于情感认识的积淀,上海文学也有不足:流动有余而不够沉稳,尖新有余而不够宽厚(也不敢或不能走向真正的尖利深刻),爆发力有余而持久性不足,开放性有余而内敛性欠缺,滑稽感有余却还够不上幽默,分寸感和功利意识有余但难见不计利害、挥洒通透的赤子之心。另外,如何协调上海文学一直沉溺其中的“怀旧风”与一直不够泼辣爽快的对当下都市生活的直面和介入,如何处理上海地域/方言文化与现代汉语共同书面语、民族性与世界性的关系,这在全国化与地区化、全球化与本地化业已取得某种均势的新世纪,在都市生活渐趋稳定似乎已不再新奇的当下,越来越成为摆在上海作家面前、值得认真思考的问题。

思考上述问题,也就是思考如何突破上海文学的“瓶颈”。这除了提高作家的主体性和自觉性,忠实于生活感受,积极汲取外地和外国文学养料,并无特别法宝。现在批评界对上海作家代际分化可以说得清楚,却并不容易辨明每一代内部不同作家的特点与潜力。少数作家可能挺然特出,大多仍然如锥处囊中,并未露出真容。

文学史不是录鬼簿,文学批评也非功名榜,这时代的上海文学所要期待的,还是具有天马行空的大精神、巨人安泰那样热情拥抱人生的真正优秀的作家。

来源:人民日报 作者:郜元宝 2013年4月2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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