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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自由看“京派”——论“京派”文学观念的本质特征

【文献摘要】:

西方文化因素的介入,使得现代知识分子与传统士大夫之间产生强烈的身份差异。其中深刻,甚至本体性的影响“京派”知识分子的,则是西方千形万象的自由主义思想中所共有的、东西辗转中所不失的自由核心理念。“京派”文学也正是由于贯注了这种基本理念,才呈现出自由主义文艺思潮的气象。从文艺的本体观到创作观再到批评观甚至到批评的批评观,我们可以看到“自由”象基因一样存在于“京派”文艺观念肌体中,并本质性的规定了“京派”之派的风貌。我们可以说,自由主义从根本上塑造了“京派”,是“京派”成为“京派”的根本所在。

【正文】:

清中叶以后,中国封建社会不可挽回的走上了黄泉之路。西方,却在资本主义的政治革命和资本社会的产业革命后一天天的结实壮大起来。资本的自由本性使得人道主义、理性主义及民主精神从精英漫贯到大众并渗透凝定于各种社会关系之内。与此同时,资本的侵略本性也一点一点的强化其殖民意志。西方也终于在十九世纪中叶,以其恃强凌弱的殖民意志和播撒福音的基督精神打开了老朽的满清帝国的大门。近代中国则自此以后在其迟钝的对外应变力和内部郁积的求变力的相互作用下,演义了太平天国运动、洋务运动、维新运动、辛亥革命及“五四”新文化运动。这些按时间前后所发生的运动的背后的逻辑顺序则是:中国在西方文明的示范下,经过器物、体制的仿效学习后重点最终落在文化这个层面上。中国现代意义上的知识分子,也正是在文化上接受了西方一整套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后才得以形成。换句话说,西方文化因素的介入,是传统士大夫与现代知识分子的产生身份差异的根本原因。这种介入,因西方文化内部本身存在着多元异质的现象(如,英美经验主义传统与欧陆理性主义传统的对立),使得西方在影响中国时,因具体的接受主体不同导致各异结果的纷呈杂出。纵观近现代中国知识分子,他们基本都有着各自不同的精神资源。如,鲁迅有个托尼思想、胡适有个杜威的实验主义、李大钊有个布尔什维克、梁实秋有个白璧德的新人文主义、徐志摩有个泰戈尔的梵与爱的哲学、巴金有个克鲁泡特金的无政府主义,等等。而深刻,甚至是本体性的影响“京派”知识分子则毫无疑问是西方自由主义思想。

关于自由的思想,在西方本身就极为复杂难辨。有时它联系着认识,与未知、必然相对应;有时它联系着意志、实践理性,与本能相对应;有时它联系着民主,与专制相对应;有时它联系着权利,与契约相对应;有时它甚至联系着自然,与人类文明相对应。所以有人说:“自由主义既是一种政治态度,又是一种经济思想,还是一种文化观念。”1

尽管自由的思想如此千变万化,但犹如氧分子虽可与别的物质合成种种化合物而氧原子却不会改变一样,自由主义也有其不可改变的自由原则。胡适说:“自由主义里没有自由,就好象长坂坡里没有赵子龙,空城计里没有诸葛亮。”2那么这个被喻为赵子龙、诸葛亮的“自由”又具体指什么呢?张东荪的一段阐释,适为答案。他说:“自由主义不是一种主义,乃只是保障一切主义的条件。一切主义先赖有思想自由方能成立……自由乃只是一种公共的规则。”3的确,“尊重自由”这一公共规则乃是所有自由主义的先决条件和应有之义。王彬彬先生也由此说:“自由主义的基本含义是尊重个体自由、强调思想宽容。”4

再者,我们很难把近现代中国所习染的自由主义与西方纷繁的自由主义观念一一对应。因“当一种文化体系中的概念进入另一种文化体系后,它的含义必然改变”。5所以,深明此理的严复,作为“真正将西方近代典型的学术思想介绍到中国来的第一人”6,在翻译穆勒的《群己权界论》时,“一名之立,旬月踟蹰”,且在《〈群己权界论〉译凡》中先辩析清除“自繇”、“自然”、“自在”等词的“俗用”、“失真”、“后起附属之诂”等等7,以妨名名相乱。诚如库恩所说:“输入西方词汇的结果自然并没有控制一切,它当然有深刻的影响,但是被词汇附着的概念群,在它们‘再生产’的过程中,已经被‘重塑’了。”8尽管文化的横殖改变不了被“重塑”的命运,但其基本信息却不易丢失。也尽管自由主义在中国开始主要是与人道主义、民主主义、理性主义、个人主义等一起被用作反抗封建专制主义、蒙昧主义的武器,很大程度上被工具理性所改造。但即使是作为工具、武器,其发挥攻击效力的还是诸如“人是自由的”“应尊重人的自由”等自由主义的基本理念。影响“京派”知识分子的也正是这些在千形万象的自由思想中所共有的、在东西辗转中所不失的自由主义的基本理念。

“京派”文学正是由于贯注了西方自由主义的基本理念,才呈现出自由主义文艺思潮的气象。朱光潜曾明确声称:“我在文艺领域维护自由主义。”9从文艺的本体观到创作观再到批评观甚至到批评的批评观,我们可以看到“自由”象基因一样存在于“京派”文艺观念肌体中,并本质性的规定了“京派”之派的风貌。

就文艺的本体观而言,他们认为,自由的有无决定着文艺的有无,“自由是文艺的本性,所以问题并不在文艺应或不应该自由,而在我们是否真正要文艺”,10又“因文艺的价值,不在做某项的工具,文艺本身就是目的”,11所以文艺创作它本身不“为”什么。本体观直接影响着创作观,“京派”作家几乎都反对“文以载道”、“模仿的文学”、“先存一个观念”等丧失创作者主体性的创作模式。梁实秋说:“凡是宣传任何主义的作品,我都以为没有多少文艺价值”,“文学这样东西,如其真是有价值的文学,不一定是三民主义的,也不一定是反三民主义的,我看还是让它自由的发展去罢。”12朱光潜则说得更具体:“文艺的自由就是自主,就创造的话说,就是自生自发。我们不能凭文艺以外底某一种力量(无论是哲学底,宗教底,道德底,或政治底)奴使文艺,强迫它走这个方向不走那个方向。”13萧乾说得更形象:“理论,理论,充其量也只不过是一张地图。它代替不了旅行。我要的是去体验那光怪陆离的大千世界!我要采访人生。”14他几乎一辈子都葆有这种从良知、直觉、经验、常识出发去把握世界的平民精神,甚至把自己的回忆录也命名为《未带地图的旅人》。沈从文看到模仿的文学实质是文学及文学者丧失独立思考的主观精神的结果,是“潜伏到这个老大民族血里的余毒”的反应,从而造成了“差不多”现象这“一个无可避免命定的结局”。15他说:“由于自己不肯思想,不愿思想,只是天真糊涂去拥护所谓某种固定思想,或追随风气,结果于是‘差不多’。”16还说“受主义统治和流行趣味所支配时,好作品不易产生。”17周作人声称“对于载道卫道奉教吃教的朋友都是隔膜,凡奉行文艺政策以文学作政治的手段,无论新派旧派,都是一类,对于我为隔教”18,批评“奉了群众的牌位,预备作应制”的诗文的人。19与“载道”文学相反,他们主张“言志”的创作方法。“言志派的文学可以换一名称,叫做即兴的文学。”20言志既自我表现,是自由生命的自由表达。“自我表现”是自由主义在文艺创作领域的具体落实,而且被他们上升到创作本体层。如周作人说:“文艺以自己表现主体……文艺的条件是自己表现,其余思想与技术上的派别,都在其次。”21他们视创作为自由生命的自由表现,看到了艺术与生活的同构性,并因此统一了文艺与人生,而且统一于生命的自由本质。所以他们既反对“以个人为艺术的工匠”的“为艺术派”,又反对“以艺术为人生的仆役”的“为人生”派,转而主张人生艺术化、艺术人生化。22朱光潜说:“所谓艺术的生活就是本色的生活”。23他还引用克罗齐的话诗意的表达人生与艺术完美统一的境界:“风行水上,自然成纹。”24我们也从中可以看出“京派”的文艺本体观、创作观与他们的人生观是何等的和谐统一。

这种对自由、主体、自我、个性的尊崇,也直接影响了他们的批评观。几员“京派”的批评主将,基本上主张或实践自我表现的批评方法。如周作人在《〈自己的园地〉序》中说:“我相信,批评是主观的欣赏,不是客观的检察,是抒情的论文,不是盛气的指摘。”25朱光潜则从美学高度推重主观印象式批评。他在《论小品文》中说最上乘的是自言自语的文章。26在《谈美》一书中从批评姿态出发,四分评论者。在“导师”、“法官”、“解剖师”与“美的饕餮者”四者中他独爱第四种。27在《谈书评》中他又直接拉拢有“同嗜焉”的法郎士、刘西渭,并反复陈述印象批评的见解。如“一个批评家应该是个探险家”、“一个作品的最有意义的批评往往不是一篇说是说非的论文,而是题材相仿佛的另一个作品”、“欣赏一首诗就是再造一首诗”等等。28与朱光潜从美学高度谈原理不一样,刘西渭多在批评实践中运用这种批评方法,他说他“不大相信批评是一种判断——‘法庭的审判’”。29他的批评实践文集《咀华集》、《咀华二集》本身就是一部英华集锦,篇篇锦绣,珠玑时见。所以唐湜在《含咀英华》一文中评价道:“不仅小说家沈从文写活了他的人物、他的湘西故乡,而且,批评家刘西渭也写活了他的人物、他的小说家沈从文。”30

“京派”的批评的批评观,主要不是从文艺的自由本体出发,而是直接从自由主义作为“保障一切主义的条件”出发,“强调思想宽容”。文艺的本体自由观、创作自由观及批评自由观着眼于人的个体生命自主的认证,而批评的自由观则是着眼于人的群体之间能够共存互进。当然,后者归根结底还是以前者为旨归。因为“思想自由的主张是概括一个人生观,这种人生观承认人人都有独立自尊的人格。”31但直接表现出来的则是“一个批评的精神与一个宽容的态度”。32周作人在这一点上认识很深刻,他在1923年《文艺上的宽容》一文中说:“各人的个性既然各各不同(虽然在终极仍有相同之一点,即是人性),那么表现出来的文艺,当然是不相同的。现在倘若拿了批评上的大道理去强迫统一,即使这不可能的事情居然出现了,这样的文艺作品已经失去了他唯一的条件,其实不能成为文艺了。因为文艺的生命是自由不是平等,是分离不是合并,所以宽容是文艺发达的必要的条件。”33朱光潜则自始至终呼唤“一种宽大自由而严肃”的文坛风气。他在《文学杂志》的发刊词中较为明确的表达了这种观点。他说:“健全的人生观与文化观都应容许多方面的调和的自由发展……我们也用不着空谈什么联合阵线,冲突斗争是思想发生所必须的刺激剂。不过你如果爱自由,就得尊重旁人的自由。在冲突斗争之中,我们还应维持‘公平交易’与‘君子风度’。造谣、谩骂、断章摘句做罪案,狂叫乱嚷不让旁人说话,以及用低下手腕或凭仗暴力箝制旁人思想言论的自由——这些都不是‘公平交易’。对于旁人是损害,对于你自己也有伤‘君子风度’。我们应养成对于这些恶劣伎俩的羞恶……我们对于文化思想的基本态度,用八字赅括起来,就是‘自由生发,自由讨论’”。34就批评的批评,沈从文反对“私骂”,他说:“凡是骂人的与被骂的一古脑儿变成了丑角,我们是不是还有什么方法可以使这种‘私骂’占篇幅少一些。一个时代的代表作,结起账来若只是这些精巧的对骂,对文坛未免可怜了。”35但这并没有违背批评自由的规则。关于言论自由,严复曾在《〈群己权界论〉译例》一文中说:“言论自繇,只是平实地说实话求真理,一不为古人所欺,二不为权势所屈而已……刺讥谩骂,扬讦侜张,仍为言行愆尤,与所谓言论自繇、行己自繇无涉。”36循依此说,沈从文抨击精巧的对骂和丑陋的私骂不仅没违背自由讨论的精神,反而更深刻的符合了言论自由的宗旨。

西方文化对“京派”的影响是多方面的。一些西方的文艺思想,如克罗齐的“直觉论”、布洛的“距离说”、席勒的“游戏说”、谷鲁斯的“内模仿”、立普斯的“移情说”、法国“象征主义”、法郎士的“印象式批评”、白璧德的“新人文主义”和蔼理斯的“情绪的体操理论”甚至大陆直到新时期才被重视的艾略特、瑞恰兹的“新批评”理论等等都为他们文学观念提供了直接的理论资源。但自由主义却从根本上塑造了他们的世界观、人生观、美学观、文学观和批评观,是使“京派”成为“京派”的原因所在。我们可以说,具有生命本体意义的自由是其言行的形而上的终极标准。

  注释:

  1、王彬彬:《读书札记:关于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立场——自由主义之争与中国思想界的分化》,长春:时代文艺出版社,2000.1,第176页。

  2、胡适:《自由主义》,见丁守和主编的《中国近代启蒙思潮》下卷,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9.11,第419页。

  3、张东荪:《思想自由与文化》,同2,第204页。

  4、同1,第165页。

  5、金吾伦:《信息网络文化的发展》,《国际文化思潮评论》,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5,第286页。

  6、殷海光语。转引自刘淳《先驱或罪人——严复与20世纪中国自由主义关系初探》,《中山大学研究生学刊》(社会科学版),第21卷第2期。

  7、严复:《〈群己权界论〉译凡例》,见丁守和主编的《中国近代启蒙思潮》上卷,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9.11,第405页。

  8、转引自《国际文化思潮评论》,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5,第286页。

  9,10、朱光潜:《自由主义与文艺》,转引自吴中杰著的《中国现代文艺思潮史》,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1996.12,第319页。

  11,12、梁实秋:《论思想统一》,同2,第76—77页。

  13、同8

  14、萧乾:《未带地图的旅人》,北京:中国文联出版社,1998.2,第56页。

  15,16,17、沈从文:《沈从文批评文集》,珠海:珠海出版社,1998.10,第32页、第40页、第42页。

  18、周作人:《苦竹杂记•后记》,长沙:岳麓出版社,1987。

  19、周作人:《致溥仪君书》,《周作人经典文集》,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1,第328页。

  20、周作人:《中国新文学源流•中国文学的变迁》,北京:北平人文书店,1932。

  21、周作人:《文艺上的宽容》,同18,第287页。

  22、周作人:《自己的园地》,同18,第137页。

  23,24、朱光潜:《“慢慢走,欣赏啊!”——人生的艺术化》,《朱光潜批评文集》,珠海:珠海出版社,1998.10,第18页。

  25、周作人:《〈自己的园地〉序》,《自己的园地》,长沙:岳麓书社,1987。

  26、朱光潜:《论小品文》,《朱光潜批评文集》,珠海:珠海出版社,1998.10,第36页。

  27、朱光潜:《灵魂在杰作中的冒险——考证、批评与欣赏》,《谈美》,上海:上海开明书店,1932。

  28、朱光潜:《读书评》,同22,第42—46页。

  29、李健吾:《咀华集•边城》,《李健吾创作评论选集》,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4,第443页。

  30、唐湜:《含咀英华》,转引自黄曼君主编的《中国近百年文学理论批评史》,武汉:湖北教育出版社,1997.3,第650-652页。

  31、张东荪:《思想自由与文化》,丁守和:《中国近代启蒙思潮》,中卷,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9.11,下卷,第201页。

  32、张东荪:《政治上的自由主义与文化上的自由主义》,同31,第436页。

  33、同20。

  34、朱光潜:《我对于本刊的意见》,《朱光潜与中国现代文学》,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1995.12,第329页。

  35、沈从文:《谈谈上海的刊物》,《沈从文批评文集》,珠海:珠海出版社,1998.10,第28页。36、严复:《〈群己权界论〉译凡例》,同7。

  周泉根

  1999年12月初稿

  2003年7月定稿

原载:《海南师范学院学报》,2004第二期。

【作者简介】:

周泉根,男,汉,1977.1,江西临川人;海南师范大学文学院,副教授;中国人民大学博士;研究方向:文艺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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