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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派文化与儿童文学

上海是海派文化的摇篮,也是我国现代儿童文学的源头。海派文化兼收并蓄,勇于进取,开拓创新的内涵,对儿童文学的崛起和发展产生了较深的影响。

我国现代儿童文学的萌生

在我国古代,虽然有一些可供儿童欣赏的童谣,民歌和传说,但它们未成气候,更未成为文学的一个独立组成部分

清末,有识之士开始关注儿童读物。1907年,早期海派文学杂志《小说林》在沪问世,不久发表徐念慈的《余之小说观》,文中号召专门编译一类适合儿童特点的作品,“以足鼓励儿童之兴趣,启发儿童之智慧,培养儿童之德性……辅教育之不及”。

早期海派作家着名人物包天笑对此积极响应,在1909年编译了《磬儿就学记》(即意大利作家爱米契斯的《爱的教育》),这部小说虽是他的译着,但其中有多处是他的创作。包天笑为适合晚清新旧思想交替的背景和当时我国儿童的兴趣,将小说中的人物形象,故事情节“中国化”,而且作了部分调整和改写。例如“磬儿”,就是包天笑的第一个男孩的名字。由于包天笑在编译和改写中注重将新思想与我国传统美德相融,用心反映儿童生活情趣,尽力使文字生动 流畅,因而这部小说先后印行十次,“行销遐迩,历久不衰”,深受孩子们喜爱。

1909年,上海商务印书馆编译所的沈毓秀着手编撰《童话》丛书。当时,“童话”一词来源于日本,与小说同义。而沈毓秀编辑的《童话》里,就包含格林童话,安徒生童话和欧洲古典童话《蓝胡子》,《睡美人》,《母鹅》,《小红帽》等。到1916年为止,沈毓秀陆续出版《童话》三集102种,其中绝大部分是他本人的手笔。沈毓秀在编撰过程中,将《童话》分为七至八岁和十至十一岁两种年龄段,并对外国童话加以意译,对古代作品进行改写,使之更适合儿童的浏览兴趣和阅读能力。这套《童话》在少年儿童当中广为流传,产生过很大影响,如儿童文学大师陈伯吹曾告诉笔者:“沈毓秀编的第一种童话《无猫国》出版后,在念小学的我因没买到,向同学叩了三个头,才借到一册阅读。就是这本《无猫国》开始影响我日后热衷于儿童文学创作的。”因而,沈毓秀被誉为“中国编辑儿童读物的第一人”。

此后,为儿童译书和写作渐成文坛的新潮,一些书局也纷纷重视儿童读物的出版。

到了“五四”时期,在新文学新思想的激荡下,我国现代儿童文学终于破土而出。沈雁冰早年撰文回忆,”‘儿童文学’这名称,始于’五四’时代。”据上海商务印书馆在1923年出版的《儿童文学概论》说,那时“儿童文学”是教育界,出版界“最时髦,最新鲜,兴高采烈,提倡鼓吹”的新事物,”教师教,教儿童文学;儿童读,读儿童文学。研究儿童文学,讲演儿童文学,编辑儿童文学,这种蓬蓬勃勃,勇往直前的精神,令人可惊可喜”。

可以说,我国现代儿童文学是在译介外国优秀儿童文学作品的基础上起步的,也是在中西文学的撞击和交汇中萌生的。这注定它必然带有海派文化的某些特征。

早期儿童文学刊物的特色

我国古代没有儿童刊物。到了近代,上海商务印书馆于1909年出版《儿童教育画》杂志,起初不定期,后改成月刊,系面向低幼儿童的彩色画刊。在辛亥革命前后,上海商务印书馆又创办起《少年杂志》和《学生杂志》,上海中华书局也印行《中华童子界》。然而,它们虽有助于缓解儿童读物的奇缺,却因充斥着帝王将相的形象,缺少童趣,以至有人称之为”‘缩小’了的成人刊物”。

1921年春,郑振铎进上海商务印书馆编译所当小学教科书编辑,他工作一段时间后,了解了儿童读物的现状,深深为之忧虑,决定建议创办我国第一份儿童文学刊物《〈儿童世界〉》。同年9月,上海《妇女杂志》,《时事新报》等登出郑振铎起草的《(儿童世界)宣言》,其中说:”以前的儿童教育是注入式教育;只要把种种的死知识,死教训装入他头脑里,就以为满足了……儿童自动的读物,实在极少。我们出版这个《儿童世界》,宗旨就在于弥补这个缺憾。”翌年1月,郑振铎主编的《儿童世界》周刊问世,该刊系32开本,面向10岁左右的孩子。《儿童世界》图文并茂,编排别致,强调适合儿童心理和阅读情趣。每期都有美观的彩色封面,选用的皆为孩子们所熟悉和喜欢的内容,如《小红帽儿的故事》,《排排坐吃果果》等,令小读者一看就着迷。《儿童世界》以发表儿童文学作品为主,也向小读者提供音乐,美术,科学等方面读物,主要文体有童话,儿童诗,图画故事,儿童剧本,儿童小说,儿童歌曲,寓言等,因文学性强,儿童味足,受到广大小读者的欢迎,并风靡港澳地区,远销日本,新加坡。郑振铎负责期间,童话是该刊最重要的文体,他本人就发表了《竹公主》,《兔子的故事》,《花架之下》等26篇童话。其他作者,译者还有许地山,叶圣陶,俞平伯,赵景深,周建人,顾颉刚,胡愈之等。叶圣陶曾回忆:“郑振铎兄创办《儿童世界》,要我作童话,我才作童话,集拢就是题名为《稻草人》的那本。”鲁迅对《稻草人》评价极高,认为是“给中国的童话开了一条自己创作的路”.郑振铎当时也很重视儿童的习作,开设有“儿童创作”专栏,开展过“儿童创作的募集”,这充分体现他贴近儿童,以“儿童为本位”的意识。1923年初,郑振铎调去主编《小说月报》,《儿童世界》一直出至1941年6月才终刊。

1922年4月,设于上海的中华书局创办《小朋友》周刊,它是以儿童文学为主的综合性杂志,32开本,主要面向小学中高年级学生,由黎锦晖主编。《小朋友》的宗旨与《儿童世界》基本相同,但强调民族化和大众化的特色和个性,力求丰富多彩,生动活泼,图文并茂﹑版式美观,设置故事诗,儿歌,游记,历史故事,名人故事,谜语,故事画,两色画,儿童创作,小朋友文坛等栏目。在儿童文学作品中,既推崇原创,也注重编译;同时还经常登载我国民间故事,黎锦晖发表过自己编写的长篇连载《十兄弟》等,担任编辑的潘汉年也把家乡宜兴一带的《猪婆龙》,《大石桥》,《狗误我》等传说写出来献给小读者。《小朋友》曾风行国内和日本,新加坡,泰国等地,它刊出的《两只小猫》,《怪家庭》,《一只小公鸡的故事》,《兽家村》等童话,以及《三滴圣水》,《奇少年》等儿童小说,《麻雀与小孩》,《葡萄仙子》等歌舞剧,均深受孩子们喜爱。《小朋友》在抗战时迁往重庆,建国后继续在上海出版。

综观以上两份在五四以后诞生的着名儿童文学刊物,不难看出它们既吸收了外国同类刊物的优点和经验,又根据本国小读者的情况大胆创新,开了风气之先。它们鲜明的特色是,在编辑方面引入新的理念,提倡“兼容并包”,坚持编者,读者之间的沟通和交流;在装帧设计方面,不仅追求儿童情趣,而且注重时尚别致。这在当时实际就是海派文化风格的一种折射。

对儿童文学理论的大胆探索

“五四”以后,对儿童文学理论的深入探索,被视为促进儿童文学发展的一个前提。因而,一些学者,作家都对此高度重视,并作出了努力。

1921年3月,严既澄在上海国语讲习所发表的《儿童文学在儿童教育上之价值》演讲中指出:“一个人方在儿童时期,而先教他做壮年的预备,勉强拿成人的见解来逼他受教,这岂不是破坏了儿童时代的生活了么?”他认为,“人生在小学的时期内,他的内部生命,对于现世,都没有什么重要的要求,只有儿童的文学,是这时期内最不可缺的精神上的食料”,“儿童文学,就是专门为儿童用的文学”,“能唤起儿童的兴趣和想象”;“真正的儿童教育,应当首先着重这儿童文学”。

1922年1月,郑振铎在上海《东方杂志》发表《近代文学与儿童问题》,说:”我爱’儿童底国’,这国现在还埋没在烟波里面,未曾发见。我得用了我的船去寻求。“同年夏,他又在《儿童文学教授法》中指出:”文学是普遍的,成人和小孩都有这种的需要,不过儿童期似乎更需要些”;“儿童文学是儿童的——便是以儿童为本位,儿童所喜看所能看的文学”,“故事内容要切合一般儿童心理需要的嗜好”,“句法和风格须美丽精密”,“描写宜要主要人物”,“要描做什么的事情”。

1923年,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魏寿镛,周侯予的《儿童文学概论》,其中谈到:“儿童文学,就是用儿童本位组成的文学,由儿童的感官,可以直接诉于他精神的堂奥的。换句话说:就是明白浅显,饶有趣味,一方面投儿童心理之所好,一方面儿童可以自己欣赏的文学。”

1924年,设在上海的中华书局出版朱鼎元的《儿童文学概论》,其中提及:“儿童文学,是建筑在儿童生活和儿童心理基础上的一种文学,以适应儿童的自然需要……从创作方面说:定要熟悉儿童心理或赤子之心未失的人,化身为婴儿,然后自然地表现其情感与想象。从赏鉴方面说:定要使儿童欣赏时,觉得完全出自己心坎,不期然而与之起浑化作用……”

除此以外,还有许多文化名人都演讲,撰文,着书,系统地对儿童文学的使命,功能,特征进行了阐述。

当时,儿童文学理论园地一片荒芜,亟待开发。恳荒者们怀着对儿童“浓厚的感情”,一方面积极吸纳西方的研究成果,另一方面又根据历史和现状进行大胆探索,逐渐形成自成体系的新儿童文学观。这与海派文化的精髓完全一致。

总之,在风雨如晦的上世纪20年代初,我国现代儿童文学从上海发源绝非偶然。这固然同上海是我国近代的文化中心相关,但更深层次的原因在于这座城市的开放性,包容性和创新性,亦即因为它有着深厚的海派文化底蕴。所以,近年申城举行沪港儿童文化研讨时,有人提出“海派儿童文学”的概念,众多与会者挺感兴趣。笔者认为,海派文化的创新精神对于儿童文学真正觉醒所起过的特殊作用,很值得研究。

(本文作者朱少伟,为中国福利会儿童时代社副编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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