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看上海的小说

　　近些年来，对上海的小说似乎批评意见越来越多，主要集中在几个方面，一是有影响的作家作品太少；二是能够给文坛带来冲击力的新作家几乎没有；三是现有的作家作品的眼界、格局和气度不尽如人意，显得过于狭窄，缺乏创意。对这样的批评，可能不少上海作家是不服气的。什么叫有影响，什么叫有冲击力，什么叫缺乏创意？简言之，这些批评意见是谁在说，并且是说给谁听的。上面的几种意见，假如不是局限于具体的作家作品评价，也不是在作家和评论家之间争论各自的长短优劣，而是从培植上海文学的生长空间来考虑，倒是提出了一些有价值的问题。所谓有价值的问题，是指今天的上海小说创作，包括整个文学创作，面临着不少新的问题需要解决，这些问题可能对一些具体从事创作的作家而言，没有直接的影响，但从上海文学的整体格局来考虑，是应该引起思考的。
　　
　　首先，从上海小说家的构成来看，基本上是上海本地土生土长的居多。这样的结构与文学史上的上海作家构成很不一样。可以说，在文学史上，除了少数作家外，上海的作家大都是从外地到上海落户的。像鲁迅、茅盾、巴金等自不必说，后来的茹志娟、吴强等一辈作家也是外地迁入上海的居多，唯独到了后来，也就是从王安忆、陈村、孙甘露这些作家开始，甚至更早一点的胡万春这一辈作家开始，基本上是清一色的上海人。这之后，像潘向黎、丁丽英、西飏、夏商、王宏图等年轻的写作者队伍中，也是上海人居多，像卫慧、张生、叶凯等外地来沪讨生活的，实在很少。这种单一的以上海本地人为主体的写作队伍，在上海百年文学史上是一个非常奇特的现象。这样的人员构成，从写作的角度看，其优势和限度其实是很显然的。城市生活的描写是上海作家的长处，而乡土和农村生活题材，未必是上海作家擅长的。因为一般而言，文学写作离不开作家自己熟悉的生活经验，想象和虚构从写作的角度讲，最终还是需要作家熟悉的生活经验来支撑，如果完全没有生活经验，只是凭一点书本知识，或其他的一些间接经验，不足以贯穿整个作家的创作。从这一角度来审视上海作家的小说创作，就可以看到，那些写得好的作品，多多少少都离不开上海这座城市的生活经验，或者说，体现出上海人的文学视角。像王安忆的《我爱比尔》、陈村的《一日》、孙甘露的《我是少年酒坛子》、殷慧芬的《屋檐下的河流》、彭瑞高的《走读生》、唐颖的《糜烂》、潘向黎的《奇迹乘着雪橇来》、丁丽英的《时钟里的女人》、南妮的《女友》等，都有着与上海之外的作家不一样的文学感受和表达方式。这或许可以称之为小说创作中的上海气息。跨越了这种城市人的生活经验限度，表现农村、乡土经验，上海作家几乎没有可能做得比外地作家更好。
　　
　　如果说，城市生活是上海作家的写作优势的话，那么，对于中国这样一个以乡土为根基的文学国度而言，无论是文学积累还是有影响的作家作品，毫无疑问，大量地还是维系在农村生活经验的维度之中。从当代小说创作方面看，当代中国最具有文学意味的一些作家作品，依然还是来自农村，依然还是与那些乡土生活有着亲密的血缘关系的文学表达。像莫言、阎连科、贾平凹的创作，你可以不喜欢，但其影响却是不容置疑的。他们的文学影响力固然有其作品作为基础，但更重要的是他们的作品有着比城市更广大的乡土社会的群众基础。民间的文化影响和乡土审美习惯，使得类似于莫言、阎连科这样的文学表达方式很容易赢得读者和批评的喝彩。相比之下，以上海为代表的城市生活经验本身的历史就短，文学史的成功经验更少，再加上审美习惯等因素的影响，整体上的确很难与国内其他地区的作家作品相抗衡。
　　
　　历史上，上海的小说创作曾一度代表了中国小说创作的最高成就，这种文学史的历史荣誉常常被人们简单地归之于一些作家的个人天才。但从文学史的角度来理解，其实一个地方之所以能够成为文学的中心，能够吸引大量的作家落户，集中出版一批优秀的文学作品，与一个地方的文化运作机制有密切的关系。1930年代上海是中国的文学中心，这得益于上海有着中国最大的出版市场。数百家书局和无数的书商云集上海，自然需要大量的作者和作品，有这样众多的作者和作品作基础，诞生优秀的作家作品是迟早的事。相比之下，今天的上海在这方面的文学优势已经丧失，仅有的一家文艺出版社在没有本地竞争的情况下要承担起整个上海的文学事业，并且要继续维持一种文学繁荣的局面，这简直是难以想象的。如果单就上海一地近年来作家作品的出版情况考虑，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没有一个有名望的上海作家愿意将自己最好的作品交由上海的出版机构出版，而一些年轻的作家，其中不少虽得益于上海的出版机构，如“70年代生”这一批年轻作家差不多都是《小说界》最早培植起来的，但一旦他们成名后，又有几个人将自己的稿件交由上海的出版机构出版呢？上海的小说家每年创作的总数，可能不算小，但这些作品目前基本上是由外地出版社出版的。对作家而言，在不在上海出版作品可能无所谓，但从一个地区的文学格局考虑，文学创作资源的大量外流，正体现出上海本地的文学生产机制上缺乏一种积极主动的协调功能。连本地最好的作家作品都吸引不了，你还能指望这个地方能够不断产生优秀的作家作品吗？
　　
　　当然，上海在文学方面近些年也不是没有创造过奇迹，这主要是《收获》和《萌芽》这两家文学期刊创造了国内文学期刊出版的最佳业绩。2003年，《收获》的发行量超过13万份，而《萌芽》更是超过40万份。为什么以刊载小说为主的这两家上海文学期刊能够在国内文学行业做到领头的位置呢？在我看来，这两家期刊的一个共同点就是走出上海，面向全国，将上海的文学期刊作为展示中国文学的平台，尽可能为各地的写作者提供发表作品的机会。《收获》的作者队伍不在上海，而在全国。而且，从巴金时代就立下的规矩，《收获》不设文学批评栏目，不登各种广告，清一色的文学作品，这在今天文学市场较为活跃的时代，也是很独特的。我理解这是《收获》尊崇文学创作独特性的表现。没有批评，并不等于《收获》不注重作品评论，而是表明《收获》对发表的作品不存某种预设的框架。作品的好坏只有发表出来才能论断，而且论断的权威不在期刊本身，而在读者。期刊的使命就是物色到编者认为是最好的稿件。有的期刊推出作家作品总喜欢理论上打出旗号，但一旦旗号失效，期刊的命数也就到期了。所以，注重文学的纯正性倒是保证了《收获》的文学品牌效应，至少它给人以印象，仿佛要看纯文学期刊，《收获》是一种很好的选择。虽然，文学读者与一般读者相比在今天不是特别多，但前者是一批稳定的读者，《收获》的成功就在于靠着自己的品牌效应成功地吸引住了那些忠实的读者。《萌芽》的不同之处是面向文学初习者。“新概念作文”是《萌芽》成功的法宝，但一般人的理解仅仅是把“新概念作文”视作一种作文比赛。这在当初或许是不错的，然而随着直升大学的路径遭封杀后，“新概念作文”的功能正在发生转变，由原来的直升大学的捷径，转变成文学的梦工厂。一批批对文学怀有青春梦想的文学青年，希望通过“新概念作文”来证明自己的文学才能，像韩寒、郭敬明等写作者就是从他们身边诞生的写作明星。所以，尽管目前国内很多期刊也在效仿作文竞赛的办刊路数，但没有一家能够做得像《萌芽》那样成功。原因就在于文学的梦工厂不可能诞生在一个资讯落后的地区，而最适宜于像上海这样的信息集中的地方。
　　
　　从上述上海作家构成特点和上海文学期刊成功的方面，再来看待各种评论意见，我想对上海小说的批评实际上体现的是人们对上海小说单一类型的不满。城市生活本身应该有所突破，不能老是停留在讲旧上海、小白领或小保姆、小木匠这样的格式上，而应该有更多的表现范围。另外，超越城市生活之上，从社会历史的角度，从城市生活来看出中国社会的某种深刻变动。这方面上海在文学史上曾产生过有影响的作品，像茅盾的《子夜》、周而复的《上海的早晨》等，可能在艺术上至今还有各种争论，但这些作品反映出上海这所城市的作家对城市生活的某种意识形态历史变革的敏感，而这样的创作尝试，在最近一些年来的上海作家创作中几乎很难见出。所以，上海小说如果说需要有所发展的话，除了对已有的优势需要一种超越外，在文学创作类型和表现题材上也需要有一种新的突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