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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时代,需要贵族精神吗?

王云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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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云燕

南京大学新闻系研究生、资深媒体人,欧洲文化艺术研究会副会长、南京市作协会员、江苏省作协会员

  近来有个视频在网上热传,有个91岁的上海老克勒把自己33平方米的家装修出了四室一厅的感觉,而且极具格调,老爷爷思路清晰,唱歌、骑车、游泳一个都不落下。他是圣约翰大学毕业的。
  
  如果有人说他爷爷是圣约翰大学毕业的,那么他的家世背景基本就可以做到心里有数了。因为那个学校的学生,非富即贵,这所学校是上海基督教教会大学中创办最早、规模最大的一所高等学校,也是中国真正的第一所现代大学,全英语授课,以“光与真理”为校训,有“东方哈佛”和“外交人才养成所”之雅称,它创下了民国教育的多项第一,尤其是在体育教育上遥遥领先。“圣约翰”这个名词意味着:“优雅无比的英语和欧美态度的生活”。


  约大学费昂贵,每学期学费高达两百多银元。可以说这是一座上海的贵族学校。所以考入圣约翰大学的都是富家子弟,每到周末,接学生回家的汽车便会在圣约翰校门口排起长龙,这在旧上海也是一个奇观。由于圣约翰学生的英文水平在全国是最好的,因此受到用人单位的欢迎。
  
  这也是一个培养出了许多牛人的大学,莘莘学子的名单上日后都是栋梁之才:林语堂、张爱玲、邹韬奋、顾维钧、宋子文、荣毅仁、刘鸿生、贝聿铭、施肇基等,说他们影响了中国历史,亦不为过。
  
  这些贵族,并没有沉溺于长辈积累的巨额财富,坐吃山空,而是自强不息,具有一种强烈的贵族精神,他们有高贵的气质、不俗的谈吐、宽厚的爱心、悲悯的情怀、承担的勇气、人格的尊严、人性的良知,以及强烈的荣誉感。
  
  那么,我们这个时代,还需要贵族精神吗?
  
  我同意这样的观点:真正的贵族精神,应该有三根重要的支柱: 一是文化的教养,二是社会的担当,三是自由的灵魂。简单说来,我更认为,贵族精神的传承就是:无畏的爱国、纯净的爱情、悲天悯人的同情心。
  
  顾维钧:舌战群儒收回山东
  
  位于上海市长宁区万航渡路1575号的圣约翰大学的原址上现在是华东政法大学。苏州河在这里转了180度的弯,学校就在这样一个恬静的半岛上,学校大门正对着中山公园的后门。
  
  华东政法大学里有一些老建筑,这些建筑多为砖木结构,一栋栋二层红墙或灰砖的别致小楼,西式拱门配着中式的飞檐。正是三十多年前的学长顾维钧亲眼看到建造起来的。1900年,顾维钧中学毕业以后,家里无力负担其高昂的学费,顾父便想让儿子辍学经商。但未来的岳父张衡山不同意,他变卖家产,拿出资金供其读书。
  
  顾维钧大学毕业以后,张衡山继续资助他赴美深造。顾维钧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专攻国际法及外交,在美学习期间,不负重望,成绩名列前茅,获博士学位归国后的顾维钧先是担任了袁世凯的英文秘书,后来进入外交部任职。
  
  1919 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 1 月 18 日,中国作为战胜国参加列强主导的巴黎和会。顾维钧随外交总长陆徵祥出席和会,会议上几个大国竟然将中国山东的合法权益,准备卖给日本。在和会上,面对英法美日等列强,顾维钧目光如炬,舌战群雄,以流利英文,娴熟充分的国际法理论点,层层申述中国要求收回山东的理由,驳斥日本的法理依据,一鸣惊人,获得各国外交代表的激赏与喝彩,也令气焰嚣张的日本代表牧野哑口无言。这是近代中国第一次对那些豺狼虎豹说“不”!
  
  在4月22日、29日和30日的三次4国首脑会议上,美英法三强依然做出决定,同意将德国在山东的所有权益转让给日本。顾维钧将巴黎和会的消息捅给了媒体。果然,报纸一报道,引起了中国人民的强烈愤慨。5月4日,北京举行了声势浩大的示威游行,这就是著名的“五•四”运动。顾维钧点起的这把火,火光照亮了未来的中国。
  
  顾维钧决定拒绝在巴黎和会上签字,拒签和约迟滞了不平等条约对中国的进一步伤害,从此中国外交出现了转机。顾维钧在接下来的日子里,不依不饶,持续为中国收回山东据理力争,在1922年华盛顿会议上,中国终于收回了山东主权,日本无可奈何地一步步交出了强占的山东权益。
  
  两年后,顾维钧官至外交总长。而在他之前,由于政局动荡,民国创立十年间竟换了十位外交总长。顾维钧在任期间,中国外交改变了晚清以来忍气吞声的风格。顾维钧开创了修约外交的新策略,通过和列强签订新的条约来挽救之前不平等条约的损失,为中国争回了无数权利。1985年,当98岁高龄的他离别这个世界时,中国与世界的关系,已不再是弱国外交。
  
  2019 年 4 月 23 日,60 多国海军派团参加了中国海军 70 岁生日,数十艘巨舰云集青岛,日本派出了凉月号驱逐舰前来庆生。然而,就在一百年前,中国却差点永远的失去了青岛,失去了山东。这或将是对逝去多年的圣约翰优秀校友顾维钧的最好告慰。中国人永远记得,国家危亡之际,是他虎口夺食,使得中国不费一兵一卒收回了山东。
  
  这座贵族学校培养的学生,具有爱国的精神和独立的思想,1925年,五卅惨案在上海爆发,各界纷纷走上街头。圣约翰大学及附中的师生也组织罢课抗议,但遭到校方阻挠。6月3日,学生553人以及全体华籍教师19人,集体宣誓脱离圣约翰大学,10余名应届大学毕业生声明不接受圣约翰大学颁发的毕业文凭。经过各方协助,在短短三个月内就成立了新的“光华大学”(今延安西路之东华大学),这就是著名的“光华出走”事件。
  
  曹德旺:“回馈社会才是真男人”
  
  很多人有一种错觉,认为贵族的特征就是拜金奢靡的贵族式生活方式,这其实是和真正的贵族文化、贵族精神大相径庭的。
  
  西方的航海业有个不成文的规定,当一艘船遇到危险要沉没的时候,船长肯定是最后一个离开的,或有的船长干脆选择和船一起沉没,这就是从贵族精神延续下来的一种承担精神。 电影《泰坦尼克号》中,船长选择了和船共存亡,这就是一种社会担当精神。
  
  比尔•盖茨2010年就曾宣布,将陆续把95%的财产都捐献给慈善用途。这种精神,也可以说是一种担当精神,一种社会责任感。
  
  2021年5月4日,“福耀玻璃”董事长曹德旺一次性捐款100亿,在福建建设一所大学,专门为国家培养各类能打破卡脖子技术的高科技人才,建成后直接交给国家。这也是目前国内数目最高的一笔捐款,直接打破中国富豪捐款纪录。其实,曹德旺的个人资产并不多,因为这些年一直都在捐,如今这100亿,几乎已经占了他个人财富的三分之二。他这样说:“ 我做企业不是为了钱,是为了国家的兴旺发达。我认为一个真正有作为的男人,在我手上赚的钱,我死之前必须还给社会!”
  
  与此同时,贵族精神却并非贵族才有,普通平民只要坚持塑造自己的人格状态,同样能够成为具有贵族精神的人,或者更确切地说是“精神的贵族化”。现在有很多人收养了很多流浪狗,非常有爱心,以一己之力为社会做点事情,我们也可以说,这个人具有一定的贵族精神。
  
  回望历史,在百年前的中国,那个时代是有一些贵族的,他们对国家有使命感,他们家境优渥,他们才貌双绝,他们热血报国!
  
  吴家账房:哺育中国革命
  
  南京城南有条巷子,叫做钓鱼台,有座占地1600平方米的老宅院,旧时共有80多间房子,被街坊称作“小九十九间半”,宅子分三路四进,如今83、85、87号三个门通向到宅院的三条道叫三路,而四进则分为第一进轿厅、第二进大厅和后两进宅房。
  
  这里是南京丝织行业兴盛的见证,也是南京唯一保存完好的典型“账房建筑”。青砖小瓦马头墙,雕花窗格,彩色玻璃,精细的水磨青砖,封火墙,都保存完好,不但有老城南的民风遗俗,也是典型的清代风格。
  
  吴家堪称巨富之家,后来光是分家就分了三年。钓鱼台83、85、87号和93巷1号就是吴家账房的南京总部,堪称是南京近代民族工商业的印记。如今,吴家的后人们还保留着许多祖上的遗物,有英国商人赠送的五斗柜、锁具、银质解毒汤匙。吴家至今保留的1842年沙俄生产的香烟盒子,足以证明吴斗垣甚至把贸易扩大到了沙俄。
  
  吴家账房除了完成江宁织造府派给的云锦生产任务以外,也自己做云锦出口生意。账房作为经营方将原料发包给机工,机工将织好的缎子交由账房算账,继而由账房对外销售。
  
  1842年8月29日,《南京条约》签订,清政府开放广州、厦门、福州、宁波、上海五个通商口岸,22岁的吴斗垣改变了之前南京到广州从陆路请镖局押送缎子的方式,改走水路,从南京下关转船到上海,从上海通商口岸装船到广州,再由广州口岸销往南洋和欧洲,开辟了海上云锦之路,把灿烂的中华文明输入到海外,南京云锦从此名扬四海。
  
  1866年,吴斗垣46岁时,他的三儿子焕庭在南京钓鱼台的九十九间半出生了。天资聪颖的吴焕庭8岁时被带到广州,跟着父亲吴斗垣住进广州金陵会馆,开始了海上贸易的人生。吴斗垣的另外三个儿子则掌管南京钓鱼台吴家账房的生意。
  
  常年与海外贸易,吴焕庭开始接触东渐的“西风”,他多次走入万木草堂,听康有为讲演,接受了维新变法思想,并订阅了《湘报》、《事务报》等当时的先进刊物。随后,吴焕庭又开始接触到了一批革命党人,从此以商会会长身份为掩护,经常为以孙中山为主的革命党人发起募捐活动。在他的老家南京,钓鱼台93巷1号和83号那边有一扇门很特别,和一般门框与门呈垂直角度不同,这扇门北侧的门框由里向外斜,南侧的门框由外向里斜,这是辛亥革命时反清活动的接头暗号标记。
  
  后来,吴焕庭在南京已经有了一个妻子和一个女儿,他没有经过父母的允许,就和比自己小21岁的女子李婉茹,在广州结了婚。1911年4月,黄兴领导的黄花岗起义失败,被打散的起义军躲进了熟悉的金陵会馆,吴焕庭和夫人冒着生命危险,帮助起义的壮士们假扮成运货工,送他们出了广州城,待机逃亡南洋。1921年,孙中山就任大总统,之后,吴焕庭又资助北伐的军饷,1922年香港海员大罢工,吴焕庭又向罢工委员会捐助大笔款项。
  
  一次次支持革命的倾囊捐款让吴家账房渐渐没落,正值日本人造丝进入中国,严重冲击了中国的丝绸出口市场,吴家账房的生意一落千丈。1926年,盛极一时的吴家账房正式歇业。吴焕庭去世后,李婉茹当起了这个家,用柔弱的肩膀扛起了责任。解放战争期间,利用家家相连的有利地形,李婉茹掩护过中共南京地下党的工作。新中国建立后,为了支持抗美援朝,她又把仅有的首饰都捐了,捐了一门高射炮。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毁家纾难,掌起烛火,吴家,一直哺育着中国的革命。事了拂袖去,深藏功与名。
  
  在南京城南这些斑驳的城垣深处,飞檐门落之间还深藏着多少久远的故事呢,唯有老房子的一砖一瓦铭记着,那些光辉荣耀。
  
  郭婉莹:落魄潦倒也不绝望
  
  福楼拜有句话:“一个真正的贵族不在他生来就是一个贵族,而在他直到去世仍保持着贵族的风采和尊严。”
  
  英国二战的时候有一张照片流传得非常广,当时的英国国王爱德华到伦敦的贫民窟进行视察,他站在一个东倒西歪的房子门口,对里面一贫如洗的老太太说:“请问我可以进来吗?”这体现了对底层人的一种尊重,而真正的贵族是懂得尊重别人的。
  
  位于南京东路635号的永安百货在上世纪三十年代,是上海四大百货公司之首,在中国和世界享有良好声誉,是上海首屈一指的高档百货商店。永安当年经营的近万种商品中,进口货达到了80%,永安的郭四小姐,作为上海的金枝玉叶,无论身处何地,她都高昂着头。就算用煤球炉也要烤出俄罗斯蛋糕,就算握着搪瓷茶缸也要优雅地喝着下午茶。
  
  1958年,吴毓骧因为和外国人做生意,被划为右派,被捕入狱。那年,她49岁,孱弱的郭婉莹被派到崇明农场劳动,在那里喂猪、拌水泥、砸石头,满手的血泡变成厚茧,挖鱼塘挑河泥,整个肩膀都被磨得血肉模糊,冬天剥冻坏的大白菜,她那双曾用来弹莫扎特的手被冻得变形,她被安排去照看大灶,为工人们烧开水。忽然火灭了,她马上探头查看炉子,这时从烟囱里吹下风来,炉里的柴又烧起来,她半边的头发和眼睫毛都被烧掉了。
  
  1961年,丈夫病故,还欠14万元的债款,而当时看一场电影才一毛钱。她的房子、首饰全部被充公,郭婉莹只好将全部家产变卖还债,带着孩子搬到一间七平米的亭子间居住。天寒地冻,冬天早晨醒来,脸上会结着厚厚的一层霜。
  
  尽管生活困顿,郭婉莹还是开心地学会了用铝饭盒在煤球炉上烤面包,她还为儿子买来一只小鸡当宠物,甚至在她刷马桶时她依旧穿着旗袍。晚年时郭婉莹进入研究所里教授英文,已经七十岁的她气质依旧优雅。她却很少在他人面前提起自己经历的苦难,安然于当下的生活。
  
  郭家的四小姐一生都维持着大家闺秀的体面和涵养。她不后悔没离开上海,她和父辈创下的永安百货大楼相依相伴,风风雨雨后,依旧昂头挺胸,矗立着。郭婉莹最后的岁月里也一直保持着喝下午茶的习惯,坚持只要待客必化妆换衣服,满头银发仍旧要打理得端庄雅致。1998年,生命在她90岁时画上了句号。
  
  寻找一个年代中国人的美好情感!探求那个年代的贵族精神,挖掘一片丹心济世苍生的爱国情怀,对于当今社会也是振聋发聩的!而这些,在王云燕新书《梧桐映双城》里都有写到,从建筑的角度来还原历史人物的惊鸿倩影,从情爱的温度来回味才子才女的风华绝代,那些字里行间蕴藏的情感和哲理,有待您去细细品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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