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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志摩接受西方文学的错位现象辨析

徐志摩短暂的一生和在海外更短暂的留学时间而言,他对西方文化和文学思潮的接受视域是相当宽阔的,而他的热情开朗的性格,偶然的个人机遇,也为拓展他的西方视域提供了难得的条件,这就导致了其接受视域的丰富性和复杂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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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志摩22岁时,肄业于北京大学法科预科,随后便出国留学。他先于1918年赴美国修政治经济学,后又于1920年转赴英国,不久即放弃伦敦大学的政治学专业,投身于文学(特别是诗歌)的研习与创作,1922年秋回国,继续从事诗文创作并在南北的一些大学执教,直到1931年死于意外空难,结束他短暂而浪漫的一生。徐志摩的留学生涯虽然不长,留美整整2年,但主要是以政治经济学为业;留英也是2年,但转入剑桥皇家学院是赴英半年后的事,真正投身文学研创不过一年半,而这一年半的时间对徐志摩的一生产生了决定性的影响,它决定了徐志摩将以诗人作为自己的终身归宿,也决定了他对西方文化和文学思潮的选择和接受方式。

他在留英期间不仅阅读了大量的西方文化和文学经典,特别研习了英国浪漫派诗人的大量诗作,而且还借助某种特殊的机遇,直接交往和接触了许多英国文学和艺术界的精英人士,他们是哲学家罗素、文学家哈代、萧伯纳、威尔斯、狄更生、卡本特、曼殊菲尔、福斯特、文艺理论家瑞恰慈、奥格登、弗莱伊,及经济学家凯恩斯、传记作家斯屈奇、汉学家魏雷、翟尔斯等这里所列人名的原文依次为:Bertrand Russell, Thomas Hardy, George Bernard Shaw, H.G.Wells, G.L.Dickinson, Edward Carpenter, Katherine Mansfield, E.M.Forster, I.A.Richards, C.K.Ogden, Roger Fry, Maynard Keynes, Lytton Strachey, Arthur Waley, H.A.Giles。,如果再加上他当时想见而终于未见(或后来得以交往)的外国作家这就不局限于英国作家了,前者有意大利作家邓南遮(D’Annunzio),法国作家罗曼·罗兰(Romain Rolland),后者有印度诗人泰戈尔(Rabindranath Tagore)等。,人数就更多了。这份长长的名单虽然不能说囊括了当时英国文化和文学界的所有精英分子,但对于一个年轻的中国留学生来说,是不多见的。虽说向往西方文化是当时的时代潮流,但这种对西方文化人士的如此广泛而又集中的文化交往,也是够令人称奇的了。之后,徐志摩又分别两次出国旅行,以崇敬的目光留恋西方的风土人情,并写下了一系列脍炙人口的诗文。

徐志摩留学英伦时,英国文坛正处于新旧文学思潮交替并存的时期。浪漫主义、现实主义以及作为浪漫主义之余绪和现代主义之发端的唯美主义都以不同的方式和态势发生着不同的影响;与此同时,作为新兴的文化和文学思潮,正是欧美各种现代主义流派几乎同时兴起的时候。其中意识流文学更是直接发生在英国;美国后期象征主义诗人庞德和艾略特等人的创作和文学活动也常常流动于英美两国之间,加上语言的便利,象征主义诗潮对英国诗坛的影响也很明显;其他如起自德国的表现主义、意大利的未来主义和法国的超现实主义等对英国文坛也有影响。从徐志摩个人接受视域看,他对欧美特别是英国的浪漫主义、唯美主义和现代主义各种文学思潮与创作现象都有接触,并产生程度不同的影响。

徐志摩对19世纪浪漫主义的接受是十分明显的事实。他对歌德、雪莱、拜伦、济慈、勃郎宁夫妇的钟情和译介是人所共知的,他常常以雪莱和拜伦自喻,他本人的大部分诗作也表明了他对浪漫主义的倾情,他将英国浪漫主义诗人布莱克的诗题作为自己诗集的书名(《猛虎集》),而他的浪漫爱情更为他赢得了风流诗人的雅号。在中国新文学作家中,“从来没有一个人像徐志摩那样全人全心的把自己归属于浪漫主义时代”(魏雷Arther Waley《我的朋友徐志摩》)。另一方面,徐志摩对作为浪漫主义在欧洲的余绪和转型的唯美主义思潮也有很深的浸染,他曾翻译过罗塞蒂兄妹、史文朋、西蒙斯等人的诗作,而后来与闻一多等创办的《新月》杂志,从刊物的立意到版式,风格上都有英国著名的唯美主义杂志《黄面志》(The Yellow Book)的影子,徐志摩本人虽然不是译介与宣传唯美主义最力的新文学作家,但那些深受唯美主义影响的作家如郁达夫、闻一多、邵洵美等,恰恰都是他的气味相投的好友,而他的诗文所体现的艳丽的色彩、华美的辞藻和精妙的音韵旋律,都带有唯美主义的色彩。这些似乎已经成为对徐志摩诗文风格的一个公认的标志。

但这里更需要指出的是,从徐志摩本人的阅读和交往视域来看,他对现代主义思潮也有相当的接触和感受。如上所述,因开始有旅欧的林长民(曾任民国政府司法总长)引见,他得以同伦敦的上流社会保持往来,也得以与英国文坛精英们有着广泛而频繁的交往。这种交往,从文学和文化接受的角度来说,已经超出了文本的范围,至少会大大加深对文本接受的影响程度。从他的交往名单中可以看出,他与当时由维吉尼亚·伍尔芙发起的伯鲁姆斯伯里团体(Bloomsbury Group)成员间有许多往来,虽然并没有他与那位意识流女将的交往记录,但徐志摩确实与其他一些成员有频繁交往并建立了友谊,其中就有弗莱伊、斯屈奇、凯恩斯和罗素。尤其是在弗莱伊那里,徐志摩对当时流行于欧洲的现代主义艺术有了深切的感受见徐志摩《我对威尔斯、嘉本特和曼殊菲儿的印象》,《徐志摩全集》第三册,上海书店1995年版。。也许因为创作文体上的差别,徐志摩对维吉尼亚·伍尔芙的意识流小说没有作过专门的评述、介绍,但他对于后期象征主义诗人波特莱尔却也颇有兴趣和领悟。1924年,他曾翻译过波特莱尔的《死尸》;1929年,他又写过《波特莱的散文诗》一文。

徐志摩对于西方文化的基本态度,以崇拜、狂热来形容显然并不过分。他曾公开宣称,自己具有强烈的英雄崇拜倾向,“我不讳我的‘英雄崇拜’。山,我们爱踹高的;人,我们为什么不愿接近大的?”《谒见哈代的一个下午》,见《徐志摩散文全编》浙江文艺出版社1991年版,第183页。1918年,他去美国,是立志要做中国的汉密尔顿的见《〈猛虎集〉序》,新月书店1931年8月。汉密尔顿(Hamilton)(1757—1840),美国建国初最重要的政治家之一,在华盛顿总统任期内主持财政和军备工作。;1920年,离美赴英,又是冲着哲学家罗素去的。而1925年和1928年两次西游,则不仅尽可能地拜谒活着的名人,而且怀着同样虔敬的心情,一路祭扫已故名人的墓地。徐志摩的新诗创作是从模仿西方诗人,主要是英国诗人开始的,哈代、济慈、罗塞蒂、布莱克,(还有印度诗人泰戈尔)是他所崇拜并深受影响的诗人偶像;他还直接以那些他所崇拜的外国作家或艺术家为对象,写下了大量“笔下常带感情”的富于浓厚异国情调的优美散文,这本身也是对西方文化和文学的一种译介方式,当然直接的译介还有许多诗歌、小说、戏剧的译作和介绍,其中又以诗歌的数量最多。

从宏观的角度来说,这种接受视域丰富性与复杂性当然与他所处的中外文化交汇的具体历史情景有关。20世纪初期是中外文化交流和碰撞空前激烈的时期,19世纪后期的屈辱遭遇使中华民族从沉睡中惊醒过来,民族现代化的内在要求在外来刺激下获得了空前的高涨,而在传统文化体制的权威日渐褪色时,外来文化主要是西方文化便自然而然地成为民族文化的新的价值参照。于是西方文化自文艺复兴乃至古希腊古罗马以来十几个世纪的文化传统便同时成为肯定、仿效的榜样,这种历时文化传统的共时化接受,本身就规定了20世纪中外文化和文学交流的复杂性。从徐志摩个体而言,他的西方视域果然不可能覆盖整个西方近现代文化,但其丰富和复杂性也同样不是可以简单概括的。它果然与中外文化交流的大背景有关,也与上述徐志摩的开放文化心态和独特的个人机遇有着密切的联系。

但若是透过这种复杂性和丰富性就会发现,徐志摩对西方文化(文学)思潮的接受有着不同于其他同时期作家的自身的特点。至少在他与当时正流行于欧洲的现代主义思潮之间的关系上,他与同时期留学海外的其他中国作家相比不尽相同。

在接受影响的方式上,与同时期的郭沫若、郁达夫等曾留学外国并因此而走上创作道路的作家相比,徐志摩的外来影响不仅来自于大量的阅读,而且更来自于与外国文艺和文化界人士的直接交往,而后者对曾游学美英两国,特别是在英伦有着广泛交往的徐志摩来说是得天独厚的。另一方面,从接受主体对对象的选择来看,徐志摩与同时期在法国留学的李金发、王独清等新诗人也不尽相同,后者在留学期间深深浸染了当时所在国的后期象征主义艺术思潮,并将这种倾向直接付诸创作实践,在相当长的时间内成为其创作风格的明显标记。而徐志摩所公开标榜和崇拜的,也作为他诗文创作的最大特征的,是在英国文坛已经成为历史的浪漫主义作家及其创作,而在他留英时期,正是西方各种现代主义思潮和创作实验方兴未艾的时候。而且,综观徐志摩一生的创作,他在精神气质上始终没有越出19世纪浪漫主义的范畴。若更进一步的分析,将徐志摩短暂创作历程(从诗兴勃发的1921年到1931年遇难,仅10年时间)中的风格变迁作一个大体的描述,如果说他的早期(留学期间和回国初期)诗作是一种典型的浪漫主义的激情抒发,那么,他后期的创作则开始显现出某种现代主义气息,而这恰恰是在他远离现代主义本土一段时间以后发生的。徐志摩的创作风格及其变化和西方文化(文学)思潮的发展历史以及他的感受濡染过程的这种错位式对应,形成了徐志摩西方视域中的独特情景。导致这一情景的因素是极其复杂的,需要将接受个体置于中西文化传统的双重背景之下,同时应注意将个体的接受“前结构”、接受具体情景和所处的时代、民族文化的大背景既区分开来,又结合起来,一方面避免两者间的割裂,另一方面防止相互取代。

首先,即使我们将徐志摩作为新文学作家中最为典型的浪漫诗人之一看待(许多论者往往这样认为,就是徐志摩同时代的许多作家如胡适、朱自清、梁实秋等人也有类似看法),但也不应当忘记他不可能成为西方浪漫主义的“拷贝”,若以西方浪漫主义的基本特性来衡量,徐志摩仍远非真正浪漫主义的,何况浪漫主义在西方本来就是一个众说纷纭的概念。事实上,徐志摩对浪漫主义思潮的接受,是在一种宽泛意义上的限定,它主要表现为诗人以个人主义为思想内核,以主观情感的直接抒发为艺术表现的中心标准,对英美浪漫主义诗风的一种认同,但他的接受视域对唯美主义、现代主义等其他思潮也有不同程度不同方式的覆盖。这一点与郭沫若、郁达夫等创造社作家也有某种共通之处。

其次,徐志摩的英年早逝,使他的诗文创作突然中断,从而令他的生命乐章永远终止在“浪漫主义”的旋律上。事实上,他后期的创作已经带有日渐明显的悲观绝望情绪和现代主义艺术的破碎感,从早期“雪花的快乐”徐志摩的《雪花的快乐》一诗写于1924年底,后收入《志摩的诗》。,到后来的“我不再想成仙,蓬莱不是我的份;我只要这地面,情愿安分地做人”引自《迎上前去》,作于1925年10月,后收入散文集《自剖集》。,再到将生活看作“阴沉,黑暗,毒蛇似的蜿蜒”引自《生活》,1929年5月作,见《徐志摩诗全编》,浙江文艺出版社1983年版。,以至“提什么以往,——骷髅的灵光!”引自《活该》,1929年11月作,见《徐志摩诗全编》,浙江文艺出版社1983年版。,哈代和波特莱尔的色彩逐渐加重,如果天假以年,徐志摩无疑会对新诗坛作出更大的贡献,但同时其诗风也肯定会日渐偏离浪漫主义的视域。

再次,从徐志摩对西方文化和文学的具体接受情景来看,当时英国文化大背景和他所处的具体文化环境之间也存在着许多不同层次的差异,而这种差别在中国作家对西方思潮的接受情景中或许带有某种程度的普遍性。徐志摩留学时期(1920—1922)的英国,正处于前现代与现代文化的转型时期,19世纪浪漫主义和唯美主义虽然已至尾声,但作为一种文化和文学传统,仍发生着重大的影响;同时,现代主义文学思潮和种种先锋实验虽然已经在一部分作家中积极展开,特别是以维吉尼亚·伍尔芙等人的意识流小说,更是在当时和后来产生很大的影响,但先锋作家的文学实验和文学思潮的变革努力毕竟还没有成为经典,还没有成为大学教学的对象,还没有完整地进入文化和学术研究的视野,这就多少影响了作为留学生的徐志摩在接受和实验过程中的选择,这样,虽然徐志摩也亲身感受了欧美现代主义思潮,但在他本人在早期的创作实践中却一开始就选择了浪漫主义。后来虽说沾染了日渐浓厚的悲观气息,但浪漫主义仍是其作品的主要特征。

另外,这种文学接受上的时空错位现象,不仅表现在接受主体方面,同时与传播中介的作用有着相当大的关系,作为影响源文化之主体的态度也有意无意地影响了接受者的接受视域。在徐志摩的西方视域中,哲学家罗素既是他所崇拜和接受的对象,又是对他的接受视域和接受方式有着重要影响的人,而罗素对中西文化的传统与现实的态度给予徐志摩很大的影响。徐志摩之所以离美赴英,就是“想跟这位20世纪的福禄泰尔(即伏尔泰——本文作者注)认真念一点书去”引自《我所知道的康桥》,见《徐志摩散文全编》,浙江文艺出版社1991年版。,可见罗素在徐志摩心目中的地位之重要,不过,罗素对徐志摩思想上的影响主要是在启蒙主义的意义上发生的。作为一个哲学家、思想家,他是当时英国文化界具有重大影响的人物,也是徐志摩常常参加的剑桥学术团体“邪学会”的成员和布鲁姆斯伯里团体沙龙的座上客,罗素虽说没有专门对西方现代主义文学进行评析,但从其对第一次世界大战后西方现代文明的批判态度中可以看出,他对作为文化现象的现代主义艺术始终持保留态度,至少对当时刚刚兴起的意识流文学的哲学鼻祖伯格森就持激烈的批判态度,对意识流的心理学鼻祖威廉·詹姆斯也褒贬参半。另外,在中西文化关系上,罗素认为,“吾人文化之特长,为科学之方法,中国人之特长,为人生目的之正当观念,二者渐合,庶乎可矣。”引自罗素的《中国之问题》,中华书局1925年,第181页。显然在罗素看来,伯格森直觉主义哲学的神秘主义特色,不是中国文化的新生之路。罗素的这种思想倾向对徐志摩接受西方文化和文学思潮有着不可忽视的影响。当然,像这样影响徐志摩对西方文化接受的人物,还不止罗素一人,其影响的程度和方式也不尽相同,限于篇幅,这里恕不一一展开。

在主客观各种因素综合作用下所导致的这种错位性接受,使徐志摩终于以一个浪漫主义者的姿态,出现在20世纪20年代中国新文学舞台上。他的英美式的政治理想,他对西方浪漫主义诗艺的悉心把握和独到创意,他的诗文所显现的富丽浓艳的意象和辞藻,优美的音韵旋律,很快引起文坛的瞩目,再加上他对浪漫爱情的执著追求,热情好动的性情,一下子便迷倒了许多青年读者。“他是跳着溅着不舍昼夜的一道生命水”见朱自清《中国新文学大系·诗集·导言》,良友图书公司1932年版。,朱自清先生的描述可以概括徐志摩在当时读者和新文学人士心目中的形象。

但回国后的徐志摩,却越来越意识到自己的理想与中国社会的现实之间的距离。连年战乱导致百姓流离失所,民国政府的腐败和无能日渐显露,而他对共产党领导的工农大众的暴力革命又有一种恐惧与怀疑,再加上他在个人婚姻和爱情理想追求中所遇到的重重阻力和终而破灭的绝望经历和体验,于是,他的诗文创作便由早期的和谐、单纯、昂扬、乐观,逐渐转变为失望、矛盾、忧郁、疾忿,最后跌入消沉的深渊,凄凉、颓丧、孤独、恐惧感日渐浓重,还弥漫着宗教神秘和宿命意识,尽管还时不时竭力要发出飘逸亮丽的嗓音,如后期的《黄鹂》(1930)和《云游》(1931)等,但毕竟已掩饰不了那股逼人的寒气,事实上,在他的生命夭折的前夕,徐志摩已开始了其诗情由浪漫主义的生气勃勃向西方19世纪末乃至现代主义的绝望、危机和破碎感的过渡。

总之,统观徐志摩与西方文学思潮的关系,他在对影响源的接受过程中发生了两次错位:一是在他留学英伦,置身于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欧洲,亲身感受西方方兴未艾的现代主义思潮的时候,他的诗歌创作实践却以已经成为历史至少是走向衰退的浪漫主义为楷模;二是当他回到政治经济上远远落后的祖国,远离现代主义发生的国度时,却又在有意无意之中日渐靠拢现代主义,尽管事实上在他意外地结束生命之前,其创作仍没有逸出浪漫主义的范畴。这两次错位的交织,构成了徐志摩对西方文学思潮接受视阈中的复杂图景。对于前者,本文尝试作出上述几点分析。而对于后者,其原因也是多方面的,其中还包括了中国文化的古典与现代传统在徐志摩身上所起的作用,如果说他与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契合是相当明显的话,那么,中国传统文化在这位最为西化的新诗人身上的作用则往往被人们所忽视。其实,在徐志摩开始接受西方现代主义的现象背后,还包含着中国文化和文学传统中反叛性因素再生所起的作用,对此笔者将另文予以探讨。但通过本文的以上分析可以看到,跨文化的文学接受在最具体的层面上,总带有很大的偶然性,只有仔细区分具体接受个案的每一个环节和特殊情景,只有透过一系列具体个案,才有可能准确概括出真正带有普遍性的特征。徐志摩对西方文化和文学思潮接受中的这两次错位现象,都反映了跨文化接受中带有普遍性的一个事实,那就是在接受主体与西方文化的“视界融合”中,除了西方文化和文学历史的真实,还有接受主体理解的真实;在文化和文学影响和接受的常规逻辑之外,还有更为复杂具体的特殊逻辑;在具体接受个案的每一个接受环节上,都包含着主客观多方面的因素的交互作用。
作者:宋炳辉,原载《中国比较文学》1999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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