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派档案

王朔的“痞子小说”是京派文学最后的辉煌，卫慧的《上海宝贝》是海派文学彻底衰落的一个符号，在文学的“京味”被冯小刚延用于大银幕消融于大众文化中后，海派文学也淹没在网络文学的海洋中（上海是网络文学的第一重镇），“京派”与“海派”已经很久没有再燃战火了。

近日，上海书展举办了“双城记——京沪小说接龙”的活动。由孙睿、徐则臣、丁天、金子、邱华栋组成“新京派作家团”；由陈丹燕、李西闽、任哓雯、小白、朱文颖组成“新海派作家团”。许是因为某些敏感的原因，这次活动采用了“接龙”的说法，而没使用更能吸引眼球的“PK”形式，但因为有历史背景的存在，虽然这次活动有意淡化了“海派”“京派”文学之争的意味，但仍不排除活动过程会擦出火药味。

1934年1月7日，身为京派文人的沈从文在《大公报》文艺副刊发表《论“海派”》引发战火——“因慕渴出名，在作品之外去利用种种方法招摇；或与小刊物互通声气，自作有利于己的消息；或每书一出，各处请人批评；或偷掠他人作品，作为自己文章；或借用小报，去制造旁人谣言，传述撮取不实不信的消息，凡此种种，也就是所谓海派。”

如此激烈的用词率先激怒了曹聚仁、徐懋庸等海派作家。他俩分别在《申报》“自由谈”上发表回击文章，认为“京派”“海派”本是中国戏剧上的名词，并不适于形容作家。他们承认“海派文人”多以稿费为第一目的，但同时也反唇相讥“京派文人”，“或为大学教授，或兼政府官职，凭借官僚机关而生活……”随后，胡风、姚雪垠等多位作家、评论家加入战团，造就了历史上首次京沪两地的文学之争。

鲁迅对于这场文学之争，给予了双方各打五十大板的评价：“‘京派’是官的帮闲，‘海派’则是商的帮忙……”总之，当年争论双方并没有分出胜负，但也就此为以后不同时代的纷争埋下了伏笔。在上世纪80年代的文学黄金时期，海派作家瞧不上王朔作品的街巷气息，而在卫慧、棉棉崭露头角的时候，北方作家也纷纷批评海派文学已堕落到底。直到文学被边缘化到一定程度，“京派”、“海派”均无太大建树之后，两派之争才偃旗息鼓。

京沪的文学之争，其实亦是两地的文化之争，地域、风土人情、价值和审美等方面存在的差异，是文学观念差异形成的根本原因所在。时至今天，不仅两地在文学观点上仍难妥协，在生活方式和思考方式上，也依旧大不相同。这意味着，所谓“京派”与“海派”无论再继续争论几场，都难以收获定论，而且，如果不限定主题的话，两派之争很容易牵涉到人身和地域攻击，脱离了文学争论带来的积极意义。

如果只围绕“文学”发言的话，那么“京派”和“海派”再来一次争论是有价值的，起码能唤醒人们对文学多元化的重视，呼唤文学重返生活现场，为占据主流市场的商业文学增添一些文学最基本的元素——真实、真诚、关注现实等。再者，文学在写作方式、写作观点上的对抗并非坏事，多样的风格、丰富的表达才会激活文学的活力，让文学成为人们的精神滋养源。

《工人日报》（2010年08月20日 07版）韩浩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