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kip to content →

“京派”“海派”再来一场文学之争?

王朔的“痞子小说”是京派文学最后的辉煌,卫慧的《上海宝贝》是海派文学彻底衰落的一个符号,在文学的“京味”被冯小刚延用于大银幕消融于大众文化中后,海派文学也淹没在网络文学的海洋中(上海是网络文学的第一重镇),“京派”与“海派”已经很久没有再燃战火了。

近日,上海书展举办了“双城记——京沪小说接龙”的活动。由孙睿、徐则臣、丁天、金子、邱华栋组成“新京派作家团”;由陈丹燕、李西闽、任哓雯、小白、朱文颖组成“新海派作家团”。许是因为某些敏感的原因,这次活动采用了“接龙”的说法,而没使用更能吸引眼球的“PK”形式,但因为有历史背景的存在,虽然这次活动有意淡化了“海派”“京派”文学之争的意味,但仍不排除活动过程会擦出火药味。

1934年1月7日,身为京派文人的沈从文在《大公报》文艺副刊发表《论“海派”》引发战火——“因慕渴出名,在作品之外去利用种种方法招摇;或与小刊物互通声气,自作有利于己的消息;或每书一出,各处请人批评;或偷掠他人作品,作为自己文章;或借用小报,去制造旁人谣言,传述撮取不实不信的消息,凡此种种,也就是所谓海派。”

如此激烈的用词率先激怒了曹聚仁、徐懋庸等海派作家。他俩分别在《申报》“自由谈”上发表回击文章,认为“京派”“海派”本是中国戏剧上的名词,并不适于形容作家。他们承认“海派文人”多以稿费为第一目的,但同时也反唇相讥“京派文人”,“或为大学教授,或兼政府官职,凭借官僚机关而生活……”随后,胡风、姚雪垠等多位作家、评论家加入战团,造就了历史上首次京沪两地的文学之争。

鲁迅对于这场文学之争,给予了双方各打五十大板的评价:“‘京派’是官的帮闲,‘海派’则是商的帮忙……”总之,当年争论双方并没有分出胜负,但也就此为以后不同时代的纷争埋下了伏笔。在上世纪80年代的文学黄金时期,海派作家瞧不上王朔作品的街巷气息,而在卫慧、棉棉崭露头角的时候,北方作家也纷纷批评海派文学已堕落到底。直到文学被边缘化到一定程度,“京派”、“海派”均无太大建树之后,两派之争才偃旗息鼓。

京沪的文学之争,其实亦是两地的文化之争,地域、风土人情、价值和审美等方面存在的差异,是文学观念差异形成的根本原因所在。时至今天,不仅两地在文学观点上仍难妥协,在生活方式和思考方式上,也依旧大不相同。这意味着,所谓“京派”与“海派”无论再继续争论几场,都难以收获定论,而且,如果不限定主题的话,两派之争很容易牵涉到人身和地域攻击,脱离了文学争论带来的积极意义。

如果只围绕“文学”发言的话,那么“京派”和“海派”再来一次争论是有价值的,起码能唤醒人们对文学多元化的重视,呼唤文学重返生活现场,为占据主流市场的商业文学增添一些文学最基本的元素——真实、真诚、关注现实等。再者,文学在写作方式、写作观点上的对抗并非坏事,多样的风格、丰富的表达才会激活文学的活力,让文学成为人们的精神滋养源。

《工人日报》(2010年08月20日 07版)韩浩月

分类目录 文坛动态

发表您的见解

发表评论

电子邮件地址不会被公开。 必填项已用*标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