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乱世才女苏青:花落人亡有人知

苏张双璧

云幕低垂,冷雨敲窗。殡仪馆内,一片森然。

她静静地躺在灵堂里。没开追悼会,没放哀乐,没有花圈和挽联,没有上峰和友朋,当然也没有悼词。膝下众多儿孙中,只来了五位。他们缓缓地从她身边走过,瞻仰她的遗容。几分钟后,她便被推入火海,化作了一缕轻烟……

她叫苏青。曾与宋美龄、张幼仪、胡蝶、阮玲玉、王映霞等同被称为“十个女人的上海滩”之一的苏青。

20世纪40年代,人们称苏青、张爱玲为上海滩女作家中的“双璧”。她俩毕竟是有瑕疵的玉,沧桑几度,尘封入土。直至“三十年河西”,“考古队员”柯灵的一篇《遥寄张爱玲》,使张爱玲复活。俄顷,张爱玲的大小杂著像零珠碎玉,夺目于书肆坊间。犹如一枚纪念章的背面,好似一部书的封底的苏青,也随之跃入人们的视野。

张、苏,这两株“孤岛时期荒芜文坛上并列的奇葩,”缘观点、旨趣趋同成为至交。若就当年影响说,苏青不在张爱玲之下,故时称“苏张”。苏青的《结婚十年》、《浣锦集》较张爱玲的《传奇》、《流言》还要畅销。仅《结婚十年》截至1948年,重版就达36次之多!《杂志》(1945年第14期16卷)推出的《苏青张爱玲对谈记》,编者谓她们是“当前上海文坛上最负盛誉的女作家”,把她们的盛名推到了极致。

这对文坛姐妹,相互欣赏,相互支持,没有同行相嫉,同性相妒的恶习。无论私下或台上不时互为捧场。苏青当着媒体的面声言:“女作家的作品,我从来不大看,只看张爱玲的文章。”“我读张爱玲的作品,觉得自有一种魅力,非急切地看下去不可。……它的鲜明色彩,又如一幅图画,对于颜色的渲染,就连最好的图画也赶不上,也许人间本无此颜色,而张女士真可以是一个‘仙才’了,我最敬佩她,并不是瞎捧。”张爱玲评说苏青也不讳言:“如果必须把女作者特别分作一栏来评论的话,那么,把我同冰心、白薇她们来比较,我实在不能引以为荣,只有和苏青相提并论我是甘心情愿的。”你唱我和,愉己悦人。

她们的交情始于《天地》。它是中国历史上唯一的一个名副其实的由女性创办的媒体。

1943年苏青创办《天地》时,张爱玲已在文坛崭露头角。苏青亲函张爱玲“叨于同性,希望赐稿”。张爱玲欣然应允,将《公寓生活记趣》、《谈女人》、《私语》、《我看苏青》和《封锁》等佳作发在《天地》上,一段时间,《天地》期期都有张的文章。张爱玲为《天地》增光添彩,苏青自然投桃报李,在编者按上对张其人其文大加褒扬,还登张的玉照。胡兰成正是先读张的小说《封锁》后睹其玉照而一见钟情的,由苏青搭桥而使他们出演了传奇的“乱世之恋”。

张爱玲也坦言她与苏青的异同:“我们的生活方式有很多不同的地方,但那是个性的关系。”不同在张爱玲习“雅”,孤芳自赏,处世不免做作、拘泥,有时不近人情到不食人间烟火的味道。苏青,从平民生活泥塘中滚爬出来的小女子,从“俗”,热情率真、大气自然。阅历上较张爱玲博杂,充任家庭妇女、作家、社会活动家和出版人多种角色。

私人化写作的苏青,笔下流淌的都是家长里短、婆婆妈妈和己身诉求。她写婚恋家庭时,喜用性心理剖析,妙论女人有时大胆到一丝不挂:“婚姻虽然没有意思,但却也能予正经女人以相当方便。一对男女再没有情义些,同睡在一张床上,总不能相安事实吧!”“一个男子对一个女子的爱情应该先是挑逗的,然后当慢慢地满足她、安慰她。”苏青语惊天下,断言“虚伪是女人的本色”,“我敢说世界上没有一个女人不想永久学娼妇型的!”“四五十年光阴守着一个丈夫或妻子,试想这是什么味儿?”她在《结婚十年》中竟大胆地自露:“我需要一个青年的、漂亮的、多情的男人,夜里偎着我并头睡在床上,不必多谈,彼此都能心心相印,灵魂与灵魂,肉体与肉体,永远融合,拥抱在一起。”因此,她被人谑称“文妓”。而苏青的这种“粗俗”,张爱玲也能“雅纳”:“听上去有些过分,可笑,仔细想起来却也是结实的真实。”苏青具有强烈的反封建意识,逆风反俗。她肖虎,颇有虎气。某年沪上发生一命案,罪犯詹周氏杀夫碎尸。因其夫詹某是个吃喝嫖赌的无赖,败光家产,还虐待妻子。周氏绝望,杀之,被判死刑。社会舆论沸扬,苏青拔剑为周氏鸣不平,写了篇《为杀夫者辩》,此举招来非议和人身攻击。苏青不屈从舆论重压,又写《我与詹周氏》抗争。苏青为人爽直、幽默,口无遮拦。《秋海棠》作者秦瘦鸥体胖,她见之就说,你不是叫瘦鸥吗,还那么胖?她送他个诨号“肥鸭”。同为女作家的潘柳黛,苏青有点看不惯其作派,此姝腰身又粗,苏青当友人面笑谑她:“你眉既不黛,腰又不柳,为何叫柳黛呢?”

成败在己

苏青(1914—1982),生于浙江鄞县。名和仪,典出“鸾凤和鸣,有凤来仪。”抗战胜利后笔名改用冯允庄。其父冯松雨,庚款留学生,哥伦比亚大学经济系毕业。学成回国,在上海某银行任经理。生活失检,英年早逝。苏青高中在浙江省立四中读的。她爱好文艺,常在校刊上发表习作,又会吹箫,被同学称为“天才的文艺女神”。她爱国也不落人后,“九·一八”事变,她与同学们一起上街游行,发传单。淞沪战后,国事蜩螗,便埋首读书,泊于国事。

苏青在中山公学(初中)时,同窗李钦后长相英俊,外语好,家境富裕。一次他们同台演出莎翁的《罗密欧与朱丽叶》,滋生了爱情。李家来说亲,时值苏青的父亲已过世,家境拮据,便同意订婚。1933年苏青蟾宫折桂,考入中央大学外文系,温州地区所辖六县唯一的一个。李钦后考入东吴大学法律系,他大概担心这位“宁波皇后”在中大读书会有情变,提出结婚。苏青不愿,但在母亲的苦劝之下,于1934年成亲。(这段历史诸多版本,说法不一,笔者择善而从)

婚礼是隆重的,中西合璧。苏青在自传体小说《结婚十年》中,有精彩的描述。但花好月不圆,蜜月不蜜。苏青是带着李家的“喜”被迎娶的,但她发现丈夫并不怎么体贴她,倒对表嫂瑞仙含情脉脉。苏青怏怏不乐,婚后,便返中大上学。可“喜”在一天天变大,“丑”便欲盖弥彰。校纪难容,苏青不得已退学,在家待产。李家一心以为苏青能生一脉延续家族香火,孰料产下的是个女儿!李家上下脸色哗变。一想到丈夫的不忠,公婆的不屑,小姑的龌龊,苏青算是初尝到人情冷暖。她曾到一小学任教,与她搭档的是年轻帅气的男性,便有人饶舌。人言可畏。她干了三个月便辞职,回家做少奶奶了。

1935年秋,苏青、李钦后筑巢上海。她从幽居深闺中来到了灯红酒绿的十里洋场。李钦后还在读书,苏青一人在家,实在无聊透顶。无聊到用模拟独幕剧剧中的人物自己和自己对话,打发寂寞。那时钱是他们最大的难题。丈夫认为既已结婚,就无脸向家中伸手。总是寅吃卯粮,往往为钱斗嘴。一次苏青向丈夫要钱买米,李钦后竟然掴了苏青一耳光,还说:“你也是知识分子,可以自己去赚钱啊!”她五内俱焚。就为这一耳光,为争取在家庭中地位,她要找工作,挣钱。每天《新闻报》一到,苏青专看招聘广告,然后写信自我推荐。一份份求职信,像一只只放飞的野鸽子,杳无音讯。日坐愁城。她想学外语会话,好谋职,钱哪来?想想每天为小菜钱向丈夫要还要费口水,再向丈夫要学费她更觉自讨无趣了。罢。

那时,上海滩杂志出版业繁荣:《论语》、《人间世》、《宇宙风》、《文饭小品》等等。尤以《论语》影响最大。苏青忽然想到,何不向杂志投稿,赚点小钱贴补家用?加之,苏青刚生了个女儿,正受丈夫、公婆的白眼,怨郁在胸,需要宣泄。于是她以自己的切身感悟,写了篇短文《产女》,寄给《论语》。编辑陶亢德慧眼识金,欣赏这篇自发来稿有股英锐气,且切中时弊。该文开首写道:

古国古礼,无子为七出之一,为人妻者,无论你德容言工好到怎样程度,可是若生不出儿子的话,按理据法,就得被丈夫逐出去;即使“夫恩浩荡”,不忍逼令大归,你就得赶快识趣,劝夫纳妾图后,自己却躲在“不妒”的美名下噙着眼泪看丈夫和别的女人睡觉。反之……

陶亢德将篇名易为《生男与育女》,刊在1935年6月16日的《论语》上。首发即中,苏青十分兴奋,还得了五元钱稿费。她自信大增,“女人也能用自己的智慧赚钱”,而且体现了自身的价值。接着,她又在《论语》上发表了《我的女友们》,剖析自己婚前婚后的心态变化,感叹:“女子是不够朋友的。无论两个女人好到怎样程度,要是其中有一个结婚的话,‘友谊’就进了坟墓。”她的观点,受到年轻读者的追捧。苏青从《论语》起步,迈上了文坛。

令人忍俊不禁的是,苏青在《生男与育女》中写道:“一女二女尚可勉强,三女四女就够惹厌,倘若数是在‘四’以上,则为母者苦矣!”真是报应,苏青后来一拖拉子连生了四个女儿(一夭),到老五,才是儿子。

一连四女,丈夫怒目相向,公婆横眉冷对,苏青唯有忍气吞声。产女的大潮,冲击着本就岌岌可危的婚姻堤坝。1938年李钦后的弟弟李钦若因事到上海,暂住哥哥家。李钦后整日在外花天酒地,跳舞找女人,苏青寂寞时找李钦若说话,久而久之,叔嫂两人关系有点暧昧起来。偏逢李钦后不择手段把邻居、作家徐的太太赵琏花到手,证据确凿。苏青忍无可忍,提出离婚,维持十年的婚姻,一朝便烟消云散了。事实证明,李钦后不是良民。解放后,他在法院工作,因贪污罪,被政府处决。离婚后的苏青也曾想重组家庭,曾结识一位颇为富有的对象。有一次当她与男友吃饭时,三个孩子站在门口张望不敢上前。苏青十分伤感,她怕再婚后,儿女们会受苦,坚持不再婚,克尽为人母的责任。

在婚姻上,苏青是个失败者;然而,在事业上她是一个胜利者,她以十年痛苦婚姻磨难为代价,写出了《结婚十年》,一举成名。

毁誉由人

苏青虽说与张爱玲齐名,但她的《结婚十年》和《浣锦集》究竟有多高的文学价值?“唤醒了往古今来无所不在的妻性母亲的回忆。”(张爱玲)“不但在内容上,而且在形式上都不受传统的束缚,没有一点做作。”(胡兰成)“倘若能看清苏青,大约便可认识上海的女性市民。”(王安忆)时下,尚未见权威人士的评论。新近有研究者认为,苏青在那个时代是一位“堪称‘前卫’的女性意识”的作家。(毛海莹)“是一个对事业、对精神生活有所追求的女性”。(王一心)

苏青做人的瑕疵,我们当然是不能漠视的。

陶亢德是她在文学道路上的恩人。苏青与大汉奸周佛海和陈公博的相识也是陶亢德介绍的。说苏青走红是《古今》捧的,不无道理。她在《古今》上发的第一篇文章是《论离婚》,堪称绝妙,受到时为上海市长的陈公博的欣赏。该刊创办者朱朴,是汪伪交通部次长。朱朴点拨苏青,希望她写文章奉承一下陈公博。苏青可能考虑自己一孤身女子在外混事不容易,需要有人庇护吧,在《〈古今〉的印象》一文中,果真吹捧陈公博一番。忠奸不辨,这实在令人心痛。(也许她已有所察觉,在后来出版的四部散文集中,均未收此文)投桃报李,陈公博给苏青介绍工作:一是做他的私人秘书,或者任市政府专员。大概苏青敏感怕陈公博有所图,选做专员,混入官场。尽管她只干了三个月,但代价是惨重的,她由此沾上了“汉奸嫌疑”,这页历史是抹不去的。此时有人以匿名方式寄给她一张十万元支票,苏青曾犹豫,猜想是陈送的,但信封上无写信人的地址。恰那时苏青要养全家老小五口,日子实在不好过,她就饥不择食,收了。生活有所改善后羽毛渐丰的苏青,不甘寂寞,想出人头地地干一番事业。她审时度势,决定办刊物。刊名定为《天地》,取谈天说地、无所不包、无所不容的意思。这油然令人联想到是延续《古今》的余绪。一指时间,一指空间,故有人认为这是“天造地设,妙古绝今,可谓巧合之至。”

1943年10月10日,在周佛海、陈公博的资助下,苏青的天地出版社兼《天地》月刊在上海爱多亚路(今延安东路)160号601室挂牌开业。

苏青真有本事,把政界、文坛的名流拉来写稿,作者队伍阵容显赫:周作人、陈公博、周佛海父子、胡兰成、谭正璧、秦瘦鸥、朱朴、张爱玲、纪果庵、柳雨生等。

苏青不仅有温州人的能干,又有上海人的精明。她单枪匹马经营的《天地》,创刊号竟一炮走红,脱销后立即加印。她经营有道,马上实施杂志预订,八折优惠客户。新年出“特大号”加质不加价。她向周作人讨张签赠的全身照,登在杂志上,既做广告又讨周作人欢心。还别出心裁举办“命题征文”。总之,花样不断翻新。为争得发行折扣,她不怕丢人现眼,不怕吃苦,亲自扛着《结婚十年》到马路上贩卖,与小贩“讲斤头”。聋哑作家周楞伽撰文揶揄她:“作为一个宁波女人,比男人还厉害!”还写打油诗调侃她:“豆腐居然吃苏青,血型犹太赐嘉名”,因而得了个“犹太作家”诨号。苏青寸土不让,写文反驳,斥责他多管闲事,并反唇相讥:“你耳聋,一张嘴又说不清楚。”以周耳聋为题讽刺挖苦,笔墨官司俗到与骂街无二了。苏青说:“情愿不当什么女作家,实在咽不下这口气!”张爱玲说苏青的特点是“伟大的单纯”。

受人惠,必还人情。在《天地》创刊号和第四期上发表的署名为“周杨淑慧”的《我与佛海》、《在日本的小家庭生活》两篇文章,实质上是由苏青代笔的。

这时的苏青,已成了社会活动家,出席了一些有亲日行为的不光彩的会议,还任过“中日文化协会的秘书”。故此,1945年11月出版的司马文森编的《文化汉奸罪恶史》,列出张爱玲、张资平、谭正璧等16位文化汉奸,苏青亦在其中。张爱玲沉默。苏青在《关于我》一文中辩诬:“我在上海沦陷期间卖过文,但那是我‘适逢其时’,亦‘不得已’耳,不是故意选定的这个黄道吉日才动笔的。我没有高喊打倒什么帝国主义,那是我怕进宪兵队受苦刑,而且即使无甚危险,我也向来不大高兴喊口号的。我以为我的问题不在卖文不卖文,而在于所卖的文是否危害民国的。否则正如米商也卖过米,黄包车夫也拉过任何客人一般,假如国家不否认我们在沦陷区的人民也尚有苟延残喘的权利的话,我就如此苟延残喘下来了,心中并不觉得愧怍。”她后来在另一篇文章中袒露了当时的真实心境:“我投稿的目的纯粹是为了需要钱!”“而且我所能写的文章还是关于社会人生家庭妇女这么一套的,抗战意识也参加不进去,正如我在上海投稿也始终未曾歌颂过什么大东亚一般。”“苏青从来没有写下一个字替敌伪唱赞歌。”(谢蔚明)对“文妓”、“性贩子”和“汉奸文学”的指控,时下也有不同的声音:季广茂在《义旗下的哭泣》中谈到苏青在40年代那段辩白时指出,“(沦陷区的人民)他们被自己的政府遗弃在固有的土地上,他们有权生存……但更多的百姓则生活在灰色地带之中,他们只能生活在夹缝之中,忍气吞声”。江荣在《拂去尘埃读苏青》中说:“40年代前期的上海,时代特殊,环境复杂,在那个环境下活动,若无清明的国家、民族意识,若无坚强的意志以及有保障的生活来源,很容易沾上腥气。”戴锦华认为:“(苏青)只是在一种男性行为的压抑之下,在一种死寂的女性生存之中,道出的一种几近绝望的自虐自毁性的行为。”柯灵也说:“抗日救亡,理所当然是主流。除此以外,就都看作是离谱,旁门左道,既为正流所不容,也引不起读者的注意。”

又据台湾烛微先生披露:当时的中国政府未正式调查她(苏青)、检举她、将其视为汉奸逮捕归案,以致后来还有某大报编辑请其改换笔名编副刊。(《世界日报》1987年2月)

无论客观如何,苏青当年与周佛海、陈公博之流的瓜葛,是苏青人生册页中抹不去的不光彩的一笔。她只能毁誉由人。千秋功过,留待历史评说。

生死顺天

天变道亦变。

新中国成立后,文学提倡创作为工农兵服务,像苏青这样以写青衫红粉、家长里短为主题的作家是无法上阵的。当年的老朋友张爱玲、徐都远去海外,苏青显得格外的寂寞、苦闷。更为难堪的是生活无着。一辈子为钱发愁。1949年底,苏青由九三学社吴藻溪介绍,加入妇女团体“妇女生产促进会”,但一时也没找到工作养家糊口。正一筹莫展时,朋友告诉她,香港的《上海日报》想请当年走红的老作家写稿撑门面,于是苏青写了《市妇运会请建厕所》、《夏明盈的自杀》等寄去,可非但没有收到分文稿费,反受有关部门一顿批评。

时值1951年,市文化局戏剧编导学习班招生,苏青报名,没有录取,后由夏衍出面,才被批准。毕业后,她分到由尹桂芳任团长的芳华越剧团工作。为配合“三反”、“五反”运动写了几部剧本,但都未获成功。后来,她改编郭沫若的《屈原》,为此专程进京向楚辞专家文怀沙请益。1954年5月,由苏青编剧的《屈原》首演,反映颇好。在参加华东戏曲会演时,佳评如潮。演员获奖了,音乐获奖了,偏偏一剧之本的剧本没获奖,其根子是苏青有“历史问题”。苏青感到不解、不平。她只能忍气吞声。那段日子,最开心的是,由她编剧的《宝玉与黛玉》在京、沪连演300多场,创下剧团演出的最高纪录。倒霉的是,她在改编历史剧《司马迁》时,为塑造好司马迁的形象,她写信向复旦大学教授贾植芳讨教。完全是一封纯学术探讨的信。不料,1955年胡风事件,贾植芳被打为胡风分子,被判刑,有关部门在抄贾家时,发现了苏青的那封信,苏青也就被打成胡风分子,关进了上海提篮桥监狱。也有人认为,苏青被捕是潘汉年、杨帆案所牵。1957年6月27日苏青被“宽大释放”。 苏青出狱后,又回到剧团。一时无事可做,看剧场大门。自己创作的作品,已被他人改头换面窃去。1959年芳华剧团去福建,苏青不愿去,被安排在黄浦区文化局下属的红旗锡剧团当编剧,兼配角唱戏,还要负责字幕很是辛苦。她也配合政治写过《雷锋》、《王杰》,但无影响。

1966年“文革”,苏青家被抄,人被斗。令她愤怒的是工作也被锡剧团辞退,生活更困难。1975年,苏青从黄浦区文化馆退休。退休证上写明:原工资61.7元,按7折计算,实发退休费:43.19元。

苏青的晚年极为凄凉。她原住市区瑞金路,和邻居共用厨房、卫生间,经常受人欺负。迫于无奈,和郊区人家调换住室,以求安宁。她与已离婚的小女儿李崇美和小外孙,三代人住在一间10平方米的房子里,相依为命。基本断绝与外界往来。唯与王伊蔚老大姐(抗战前《女生》杂志主编)有所过从。她在致老友的最后一封信中说:

成天卧床,什么也吃不下,改请中医,出诊上门每次收费一元,不能报销,我病很苦,只求早死,死了什么人也不通知。

人生一世,草木一秋,“花落人亡两不知”的时期也不远了。

1982年12月7日,多灾多难的苏青,顺天命而去。终年69岁。

1984年,上海市公安局作出《关于冯和仪案的复查决定》,内称:“……经复查,冯和仪的历史属一般政治历史问题,解放后且已向政府作过交代。据此,1955年12月1日以反革命案将冯逮捕是错误的,现予以纠正,并恢复名誉。”迟来的公正,苏青死了已两年了。

苏青病危时,很想看看她的《结婚十年》,家中没有。后来成为其女婿的谢蔚明,辗转托人找到一本。因那时此书还未开禁,书主人提出速阅速还。谢蔚明为安慰病中的苏青,出高价复印一册送她。苏青做梦也没想到,她死后不几年,社会日渐祥和、开放。苏青复苏了。她的《结婚十年》、《浣锦集》等陆续再版,研究关注她的人也越来越多:《苏青传》(王一心)、《乱世佳人苏青》(李伟)以及《寻访苏青》(毛海莹)也相继问世。人们没有忘记当年上海滩的苏青!

花落人亡有人知!

□ 文/ 张昌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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