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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路漫漫:2009年的上海文学

我想应该用一句话来开场:2009年的上海文坛没有奇迹。2009年的海上文坛洋溢着怀旧的空气。新年的锣鼓,是在张爱玲《小团圆》的出版中敲响。中国图书排行榜文艺类排名中,《小团圆》的销售量牢牢端居榜首。而临近岁余年末,好像又是与张爱玲相关的消息,不经意间悄悄流走。《文汇报》、《文学报》等,都在第一时间报道张爱玲的小说《金锁记》已由王安忆改编成话剧、由香港导演许鞍华执导。还有就是静安区将张爱玲的出生故居改造成社区文化活动中心之类的消息。没有人统计过一年中有多少关张爱玲的消息见诸报端,但名列前茅应该是没有问题的。这些跃出文学之外的都市时尚,似乎有着某种文学意味。一些“张迷”聚集到一起,优雅地研讨张爱玲小说中的家居摆设、人物造型。而沪上“张迷”杀手陈福康教授酷暑挥汗写就的批评《小团圆》的《张爱玲的文品与人品》在网站和博客中广为流转。海派作家张爱玲犹如巨大的无物之阵,堵在上海文学的快车道上,没有一个人能无视她的存在。热捧的“张迷”自然是不用赘言啦,什么“文学的祖师奶奶”,什么“文学史上的空前绝后”,毫无理性地一味昏说,只要是张爱玲的东西,总是好的。而持不同意见的文学批评,除了抓住张爱玲在日伪时期暧昧的举动大加贬乏之外,似乎也没有更多的办法和举措。张爱玲是唯一可以行走在今天上海大街小巷的文学话题。她让今天的上海作家望眼欲穿,她让今天的上海批评家精疲力竭。

2009年真是个回忆之年,老人们要回忆,不太老的人们也要回忆,甚至70后,80后也加入到回忆的队伍之中。

李陀、北岛主编的《七十年代》,查建英主编的《八十年代访谈录》、刘禾主编的《持灯的使者》等似乎在给今天的文学青年高调述说“知青”文学的伟大传统。尽管有文章认为这些精心编就的“文学花环”,有些表现过度(参见《文艺争鸣》2009年相关文章),但它们还是唤起了一些人对“新时期”文学传统的关注。2009年对“新时期”文学传统最详尽、最系统的回顾文章,要数沪上出版的书评杂志《书城》了。从黄子平、葛兆光、陈建华、李辉、李庆西等人士,一路下来,绵延不绝,每期都有忆往昔的怀旧文字。其中第10期李庆西的《开会记》是最有声色的一篇。这篇文章回忆了1984年12月由《上海文学》杂志社与《西湖》文学杂志社在杭州联合举办作家、评论家研讨会的情况。有关这次会议的重要性,十年前陈思和教授主编的《中国当代文学史教程》有过论述,好像是说“新时期”文化寻根思潮源于此次会议。会议的参加者韩少功、蔡翔也有回忆文章交代过其中的细节。但李庆西的长文与以往的文字相比,更具细节性和史料价值。他介绍了筹办会议的前因后果,这次重要会议,事实上不是一次就开完了,而是先先后后在上海、杭州、北京开过多次筹备会。沪上文学重量级人物王元化和李子云是其中的灵魂。但有意思的是,王元化先生和李子云老师生前都没有在自己的文字中对这次重要会议留下记录,而是那些“新时期”刚刚崭露头角的“知青作家”和“青年评论家”记忆深刻。或许这就是两种“新时期”文学“传统”的分野。根据我自己对王元化先生和李子云老师这两位前辈的观察和交往,他们晚年的思想情绪中,怀旧的情感似乎与他们的思想性格有点格格不入。他们在面对现实问题的思考上,是坚定的革命者,从不畏惧,知难而上。那种至大至刚的高风亮节,令人叹为观止。

怀旧是思想者的困倦,还是内心有一种翻动的情怀需要述说?面对今天这个后革命时代,高调抗争的文学口号显得空空洞洞,徒有其表。而那些日趋生活化的文学叙事志得意满,转动肥硕的身体,以为文学不过如此。文学真的就没有超越,没有远眺,没有自己的担当和尊严吗?

2009年11月23日,诗人白桦80华诞庆祝活动由《文学报》筹办,在江苏吴江震泽举行。

2009年的另一场诗歌研讨会是在上海作家协会举行,那是围绕女诗人徐芳的《上海:带蓝色光的土地》而展开的有关“城市诗”的讨论。城市有没有诗,城市人写的诗就是城市诗?城市诗和城市诗人这样的分类有没有意义?这是很多讨论者涉及的话题。对于诗人徐芳的生活空间而言,从校园到报社的位移,造就了诗风的变化。有评论家形容是从感性到理性的跳跃。校园不仅是青春、初恋和憧憬,校园生活还连接着1980年代那个前商业化的“纯诗”时代。那时口水诗还无人问津,最前卫的诗人也不过是将长江比喻成“裹尸布”而已,那时“下半身”写作的江河还未开启,,利比多最旺盛的诗人无非是用“夏天的焦灼”,或“面向大地”等隐含的意象来象征身体与欲望而已。在这样优雅的氛围中成长、成熟起来的诗歌果实,在徐芳的诗作中表现为不太可能过份放肆。校园生活时期,她是好学生、好老师,转岗报社做编辑后,她是恪守岗位的敬业人士,而在家庭,她是贤妻良母。如此人生,如此创作,使得徐芳的诗歌空间面对的都是平凡而微观的世界。要么是寝室一角,要么是公园或阳台。写得最多的,是“致儿子”。她不会像白桦那样想到秋瑾,想到林昭,想到更加遥远而辽阔的世界。但徐芳的诗人身份感十分强烈,越趋繁华世界,她越是感到诗人才是自己的社会存在。与那些呼唤正义与道德的诗歌号角相比,徐芳的诗非常职业,没有人会怀疑她的诗人身份。这是大地中生长起来的乡土诗人所没有的禀赋与自我意识。如果要说都市赋予徐芳什么独特的东西,应该是诗人身份的职业敏感。

那么,小说创作呢?在这个最庞大的文学家族中,有什么新的收获?上海作家协会一年中,曾为王小鹰的《长街行》、胡廷楣的《名局》、张旻的《邓局长》(刊发于《收获》时书名为《谁在西亭说了算》)、张生的《个别的心》和首届作家研究生班学员作品举办过研讨会。《上海文学》第6期发表了诸多作协会员的新作,这一期几乎就是上海作家专号。首届上海作家研究生班学员雪漠的长篇新作《白虎关》,10月由复旦大学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中心组织研讨。长篇新作还有王宏图的《风华正茂》、马以鑫的《蓝天浮云》、唐墨的《百分之二》、宋耀良的《西夏谜城》、东方少的《归梦》、徐则臣的《夜火车》、小白的《局点》、叶开的《青春期》、沈飞龙的《书远堂六年记》、那多的《甲骨碎》、郭敬明的《小时代2.0之虚铜时代》等。在小说写作的观念上,王小鹰自觉尝试“方言”写作,这算是小说创作对批评理论的一种呼应。王小鹰的《长街行》是上海作家中沪语写作的一次有力尝试。评论家对王小鹰的这种尝试大都持肯定态度。不过话又说回来,对于像王小鹰这样一位写作多年的作家而言,到今天这样的地步,已过了大胆尝试的阶段,至少在文学上应该进入到一个较为成熟而稳定的时期了。再来探索沪语小说,似乎有点嫌晚。夏商这位“后先锋作家”在他40岁之际,为自己编选出版了4卷本《夏商自选集》。他在淮海中路最繁华的时代广场举办新书朗诵会,请来北京、上海的诸多评论家为之捧场。有评论家笑称:从来都是在会议室或书店举办朗诵会或新书发布会,而在繁华商场举办朗诵会,算是沪上作家的一大发明。中篇小说产量最高的,或许是滕肖澜。作品有《似水流年》、《我的宝贝儿》、《倾国倾城》、《年年岁岁》、《爱会长大》。薛舒和徐则臣的中篇小说创作也引人关注。薛舒的主要作品有《癫痫三题》、《唐装》、《板凳上的疑似白癜风患者》。徐则臣的作品有《长途》、《居延》。至于网络小说,2009年恰好是网络文学10周年纪念。盛大文学网借机大肆庆祝,壮大声势。盛大网于2009年3月启动“全球写作大展”赛事,竞赛包括悬疑灵异、官场职场等8类类型小说和手机小说、军事文学、剧本等文学类别来举行,至11月15日截止,已经收到参赛稿件7万多部,然后网站将结合网上投票和手机投票,各类别评选出100强。或许,这是当代中国文学史上规模最大的一次征文活动,同时也是评奖门类最多、获奖人数最多的一次文学竞赛。这样的文学盛典,在以往或许会让很多人兴奋,但面对一个日趋商品化的写作时代,文学写作者或许感受到的是危机。在以往高度威权的时代,意识形态的高压,是文学写作的敌人,但在高度市场化的今天,金钱对文学的腐蚀其杀伤力并不在意识形态的高压之下。当作家富豪排行榜上出现余秋雨、韩寒、郭敬明等写作者的名字时,原本与文学没有关系的金钱财富,却被一些人认为是文学创作的催化剂,而且一个作家的成功,似乎与这种富豪榜联系在一起。商品经济造就的文化逻辑的混乱,就是如此堂皇而荒唐地接轨的。以往浓厚的意识形态氛围中,文坛的规则是谁有权,谁在文坛的声势就大,而今风水轮流转,文坛的潜规则是谁有钱,谁的声势就可以做大。

上海的文学批评在2009年是最为平淡的一年。改版的《上海文化》出版了;原来文联系统的《采风》也准备着来年改为文艺批评刊物。在这个世界经济艰难复苏的腊月隆冬,上海的文学批评好像要创造一种奇迹似的,但愿这些美好的愿望能够如愿以偿。就具体的个人而言,如果要推举一位最勤奋的年度评论家,那是非程德培莫属。程德培在一年中的评论数量高得惊人,他评王安忆的《月色撩人》,评方方的《水在时间之上》,评张旻的《邓局长》,评韩少功的《生气》,评迟子建的长篇小说《额尔古纳河右岸》,评麦家的《汉泉耶酥》,评叶弥的短篇《“崔集”火车》,评戴来的《向黄昏》、《后来》和《看我,在看我》,评陈善薰的《大老板阿其》,评杨少衡的《轮盘赌》。大作家、小作家,出名的和不出名的,他有兴趣的作家作品,统统要评论一番。这样“古典”的批评家今天已经不多了。另一位上海评论家毛时安在他60岁之际,出版了4卷本《毛时安文集》,随后,又在今年将朋友们对他的评论汇编成册。在毛时安身上,永远有一种时间的匆忙感,一件事在他身上还没有完全展开,另一件事就接踵而至。毛时安的批评特点一是斑杂,二是丰富。所谓斑杂,是他什么都写,文学、建筑、戏剧、绘画、舞蹈、电影、音乐、话剧,几乎所有艺术门类的评论,他都写。所谓丰富,是毛时安的评论混杂着民间和庙堂的气息。

我没有细细考究过上海文坛的文化辐射力问题。2009年上海依然有一些文学活动:邀请外国作家到上海生活、写作、交流的“上海写作计划”照常进行。8月与“上海书展”同时举行的“上海文学周”出人意料的热烈。以王小鹰《长街行》的读者见面会为例,签名售书活动,瞬然间销出数百本,这让出版社始料不及。还有就是现居加拿大的中国作家张翎(复旦大学外文系毕业)与读者的见面会,安排在浦东的东方艺术中心举行,8月上旬某一天的下午3时,正是骄阳似火,但还是有50、60人自发地赶去旁听和积极提问,这种场景令张翎感动不已。《收获》作为中国当代文学的第一大刊,2009年发表的最重要的长篇小说可能要数苏童的《河岸》(《收获》第2期)与莫言的《蛙》(《收获》第6期)。苏童的《河岸》写“文革”时期的船民生活,照他自己的说法,写了河流,写了三个半孤儿,还有就是性。与余华《兄弟》的销售业绩相比,《河岸》并不畅销。但获奖的情况《河岸》胜于《兄弟》。11月在香港《河岸》获得了亚洲文学奖。莫言的《蛙》此前报纸早有宣传,其出版归属也早被上海文艺出版社订好,不过早些时候的书名叫《乡村医生》。《蛙》写的是一位农村妇科医生的故事,其中不乏莫言式的天马行空的想象和火树银花般的语言喷发。或许喜欢他的读者和评论家会再一次见证一位优秀作家的灵光闪现,而与之有隔阂的读者和评论家会觉得莫言是如何哗哗哗地毫无节制地滥用着自己的语言才能。记得德国汉学家顾彬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莫言写得太快了。他似乎暗示莫言应该将写几部小说的精力,集中到写好一部小说上。只是顾彬的说法,莫言未必接受,否则,就不会有《蛙》的问世了。事实上,2009年上海出版的小说中,方方的《水在时间之上》似乎没有引起广泛的重视。这是一部描写汉剧名角水上灯身世变迁的历史小说。该书由上海文艺出版社2008年12月第1次印刷,2009年2月第2次印刷,总印数达到15200册。这样的小说印数,与余华的《兄弟》相比,实在是天上地下。但就小说的质地而言,方方的《水在时间之上》似乎更显朴实。方方是那种沉得住气,能够将长篇叙事稳稳当当贯穿到底并有惊人爆发力的优秀作家。前几年她的《奔跑的火光》等中篇作品,曾多次进入评论家推选的年度优秀作品排行榜。而2008年底出版的长篇新作,在度过了2009年的新春之后,一些评论家才慢慢品味她的滋味,评论家程德培和张新颖曾撰文高度评价这部小说。在我看来,论方方的小说写作功力,当在国内优秀小说家之列,但她也有自己的致命弱点,这一阿基里斯之踵就是方方的小说面对的读者其实还是非常小众,也就是那些纯文学的读者。但对于这些读者而言,在感受着方方小说的优异品质的同时,往往还有更多的要求,他们需要一种不受约束的狂野和意外惊喜,而方方的小说似乎在一种循规蹈矩的美学规范内做得很好,一旦脱离了这一规范,她的小说就无法提供更丰富的想象。所以,方方的长篇创作都是规规矩矩老老实实有质感的扎实之作,但另一方面,或许是太实在了,太规矩了,美学上的拓展和翻新反倒显得有所不足。

作为年度规模巨大的文学出版活动,《中国新文学大系》第5辑的出版给20世纪中国新文学划上一个句号。在各卷中,雷达主编的长篇小说卷是争议较多的。这种争议主要是围绕作家作品的选取问题展开。譬如有人质疑金庸作品为什么没有选取。这一问题的回答倒是比较简单,主要是体例上规定以中国大陆出版的文学作品为主,港台海外华文文学若不是在大陆出版、发表,原则上不考虑。长篇小说卷的容量有限,要包容众多作家作品实在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争议和质疑无非显示着有不同的选取篇目,这是文化多元时代一定会存在的问题。在我的想象中,根本不可能有一个更好的解决办法。重要的不是哪些作家作品没有收录,重要的是目前已经选录的长篇小说是不是能够经受得住时间的考验。从这一角度来考虑问题,或许人们会感觉到同时代人对于今天新编的《中国新文学大系》的重视程度,已经远远不及1930年代了。

作者 杨扬 (华东师大 中文系教授)文汇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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