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读郁达夫的小说《沉沦》

　　作为“自我抒情小说”的开创者，郁达夫的小说，里面的主人公不管叫什么名字，甚至是历史上的人物，“差不多都有作家自己或者作者的影子在里头”，连接起来“甚至可以把它当做一部长篇来读”。（黄淳浩《创造社：别求新声于异邦》）在这一点上，《沉沦》也不例外，如果把这篇小说与郁达夫未完成的“自传”，尤其是其中的《雪夜》一章做比较，即不难明白其传记性的“本事”依据——从这一点深入进去进行“文史互证”式的研究，是非常有意思的课题，不过限于篇幅，这得是另一篇文章处理的材料，作为从形式结构的角度入手对这篇小说的重读，本文仅需指出：自传与小说到底是两回事，从自传性材料转换为小说，其中需要特定的形式转换，从而使得散乱而平铺直叙的材料，转换为特定的有机结构，否则，在自传性文体中可能感人至深的倾诉式叙述，在小说文本中反而可能会显得没有着落。
　　
　　《沉沦》的叙述一开始，主人公便处在“与世人绝不相容的境地”，他与世人中间似乎存在着一道“屏障”，而且这道屏障“愈筑愈高了”。在下文，叙述者告诉我们，这道屏障之所以形成，大半的原因，来自于他自身相反相成的两种病症——“夸大妄想狂”和“忧郁症”。这两种病症，都可以看作人在青春期对外界不适应的症状，前者导致了他自以为是“高人”、“隐士”的自大，后者又导致他自觉连凡人都不如的自卑，而通读全篇，主宰主人公心理和行为的，无疑是后一种病症。李欧梵曾认为，与郭沫若所代表的叛逆、反抗、英雄式的“普罗米修斯型”浪漫主义者相比，郁达夫可说是消极感伤的“维特型”的代表，《沉沦》中的主人公，可以说正好符合这一类型人物的特质——“多情和神经质”、“忧郁成疾和宿命论者”。不过，敏感、忧郁、夸大的浪漫文人所在多有，在当时中国，郁达夫比较出位的地方，在于他还表现了人的欲望，直接说，就是“性的苦闷”，这一点，把《沉沦》中的“他”和一般的呼唤个性解放与爱情自由的维特型浪漫主义人物区别了开来。而《沉沦》中的“性”，也不像文艺复兴时期卜迦丘等的创作那样作为对人的自然欲望的肯定和对教会束缚的反抗那样来得坦荡，小说里主人公对“性”的态度，颇有些畏首畏尾。从小说里来看，这种猥琐一方面因为世代相沿的习见或医学陈说，另一方面，也因为道德观念的制约——他的“不洁”、“恐惧”乃至“犯罪”感，心理方面纠缠的原因，远大于生理方面。
　　
　　郁达夫在小说集《沉沦》“自序”中说：“第一篇《沉沦》是描写着一个病的青年的心理，也可以说是青年忧郁病的解剖，里边也带叙着现代人的苦闷——便是性的要求与灵肉的冲突。”他自我评价说：“但是我的描写是失败了。”不过在当时，郁达夫的坦率的倾诉，确实吸引了一代青年读者——尽管从“时代病”的解剖与分析的角度看，小说的叙述并不能算成功，以致后来的许多评论者都认为郁达夫是一个过分伤感的作家。
　　
　　在表现复杂的心理纠结方面，郁达夫的那种不加拣择、一泻无余的叙述，并非最合适的方法。郁达夫自言，他的写作，只是想“赤裸裸地把我的心境写出来”，“只求世人能够了解我内心的苦闷就对了”。他自述在写《沉沦》的时候，“在感情上一点儿也没有勉强的影子映着的；我只觉得不得不写，又觉得只能照那么地写，什么技巧不技巧，词句不词句，都一概不管，正如人感到了痛苦的时候，不得不叫一声一样，又哪能顾得这叫出来的一声，是低音还是高音？或者和那些在旁吹打着的乐器之音和洽不和洽呢？”这固然可以说是灵机焕发，却也未始不是缺乏“叙述的自觉”的表现。
　　
　　从叙述角度来看，这篇小说如纯粹从主人公的内在视角来详细展开，效果会最为强烈——此可比较于《少年维特的烦恼》等小说。而现在的文本，旁观的接近全知的叙述者，时不时会突然跳出来插叙原因、分析主人公“他”的内心，但叙述得既不够翔实，分析得又不够复杂深刻，导致小说在抒情、叙述和分析之间摇摆不定，最后无论哪一方面都不够充分和有说服力。郁达夫后来改弦易辙，常用第一人称叙述，开创自我抒情小说，在文学史上也以这一方面影响最大，良有以也。
　　
　　从文学史来看，郁达夫挖掘内面世界一直进入到私密领域，由此出发来表现自我与世界的分裂和对立，并追究其中的纠缠，在中国新文学中可谓开启了一种新的思路，由此以往被视为无意义的或理当压制的“黑暗”领域进入文学领域，并与一些宏大或“高尚”的话题发生种种纠葛，其后在文学史上产生的种种变化，则更是超出了最初《沉沦》式的朴陋尝试。不过，倘限在中国文学领域追根溯源，郁达夫的率先实践，可说是功不可没的。（来源：《文艺报》2013年3月22日 作者：刘志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