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说居住问题已经成为几十年来生活在上海这座城市的所有居民都不得不面对的一个现实处境，那么乍看之下，文学，或者说文艺作品对这个问题的介入程度似乎还不是太深。十多年前，电视剧《蜗居》和它的原创小说大热时，人们好像还是头一次正式地通过一部具体的文艺作品去接触房屋的买卖与居住这一相当重要的城市生活命题。与《蜗居》一样，滕肖澜的《心居》也是以“居”为切入点，并且将重点放在了与“居”有着密切内在关系的人际伦理问题上。然而不同的是，《蜗居》更多地表现出普通人面对物质层面的困局所产生的焦虑，对人性道德的诘问也是基于这一点。相对而言，《心居》没有去处理太多物质方面的问题，虽然房屋买卖与金钱往来关系密切，“家屋”本身的空间内涵及其随之产生的文化指向才是作者滕肖澜真正关注的。《心居》的文本“豁口”虽为“居”，核心却是“心”，如果我们把“居”理解为一个“物质空间”的话，那么“心”指向的则是一个“伦理空间”与“文化空间”，它首先是以话语的形态表现出来的。
用“对话”营造话语空间
文学作品的创作不能完全脱离它所处的更大也更具体的文化环境，这在“海派小说”的创作中表现得同样突出。其中，对叙事话语的有意识突显，多少成了创作者们所使用的必要手段。“沪语文化圈”的生命力、渗透力和统摄力，在滕肖澜笔下那个以家庭为单位的更细密生动的日常空间里，仍然持续发挥着强大作用。小说从顾家的一次家庭聚会开始，从顾世宏家的客厅，到顾清俞的客厅，到施源的窄小居所，再到顾世莲、顾世海夫妇的房子，小说注重的是对一个个“家庭封闭式空间”的营造，以及这空间里各种话语的展开与碰撞。
在《心居》中，似乎永远不会缺少对话，最精彩的也是对话，那些夹杂着地道沪语词汇的语言片段如画卷般徐徐展开，从容不迫。沪语是一种强调对话的语言，所谓“一句来一句去”，是激发这方言生命力的基本动因。侯孝贤在拍摄电影《海上花》时坚持使用沪语对白，镜头所涉及的所有场景都是密闭空间，而这空间里最有活力的，基本都是对话。无论是在影视文本，还是在其他一些涉及到沪语表达的当代文本，如金宇澄的《繁花》、任晓雯的《好人宋没用》中，话语空间的形成几乎都得益于持续性的对话和随之产生的语言余韵。
事实上，任何一种能产生意义承载功能的“声音”都不乏“余音绕梁”的效果，它们在某一个空间中来回游荡，沉淀下来或者发生突变，并不纯粹因为对话这种形式，同时也意味着对话所特有的意义生产方式。巴赫金认为，语言学本身不应当成为一门只研究抽象画语言的封闭学科，因为语言不是静止的，而是流动的，它的动态模式来自于对话，来自于人们以语言为媒介所必定会产生的交往。于是语言不只是语言，更是一种“表述”，是观点表达和事件叙述的结合。在《心居》中，这功能凭借一场场人物对话中那隐隐透露出来的嘲讽意味得以彰显。有人认为，沪语也许不见得是一门最适合独处时抒情或思考的语言，但必定是一门可以舒适地贯彻于一切交流情境之中的语言，这正是因为它的魅力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交流的双方对对方话语的领会能力。由此看来，顾家作为一个普通上海家庭的代表，其家人之间表现出来的默契正是建立在对话过程中不断流动、拓展、翻越、抵挡，又能收缩、回转，乃至适时的沉默之中。它们构成了对话语双方彼此的试探与认同、欣赏与反驳、恋慕与怨恨、安慰与伤害。
但一切都是有分寸的，因为“嘲味”消解了言词的尖锐，它的间接性特征导致了任何锋利的问题都可以通过那轻微的“嘲讽”语气来加以化解。这里头有可爱的自嘲，当然也有对他人适当的揭示或挑战，但无论对方的过程如何地迂回曲折，你来我往，最后都会适时地退回各自原先的话语领地，而不是执迷于侵占对话的制高点。就如同作家约翰·契弗笔下的 “绿荫山”，人们在其中偷偷地绝望，偷偷地出走，末了都恢复了平静，一切如常。同样，滕肖澜在文本中极力表现的上海家庭从总体氛围上说也是趋向于圆融的，这和家庭语言本身的特质有关，也与作者对当代城市人之间所呈现出的伦理问题的关切密不可分。
用“对话”营造话语空间
需要指出的是，《心居》不是一则尖锐的文本，它的抱负也并不是通过其对被符号化的城市文化的纠正，来达到一种文化上的整体目的。所以它不是激烈的，颠覆性的。它在很大程度上维护了一种市民生活的如常，一种包含有一定张力的现实秩序。圆台面、小老酒、家常闲话、四世同堂，此类“传统元素”依然保持着它们原本的生命力，被安放在文本适当的位置上。退休语文教师顾世宏一早推出自行车去菜场买菜，媳妇冯晓琴则在厨房里忙着早饭，这是一处再平常不过的生活细节。但当顾老师耳顺之年痛失爱子，却还能在家庭微信群里喊一声“亲们，吃饭了，老地方，老时间”的时候，这种对“传统元素”的运用其实早已超越了时代文化背景对它的桎梏，呈现出与当下被指认出来的“海派文化”所表现的强调个体及原子式生活方式完全不同的调子。在这个意义上，作者的书写是极为“文学”的，她用语言构建起来的文本家庭空间显然比当下文化语境所营造的都市生活图景更具实感，也更复杂。
滕肖澜被称为“新海派小说”的代表人物，虽然对这个“新”字的具体内涵笔者一直存有疑惑，但若细究起“海派”的文学内涵，那么《心居》对传统海派小说的回应和延展还是相当可观可感的。在笔者看来，“海派”是一种语言氛围，一个叙事视角，同时也是对以上海为中心的城市文化生活的观照和阐释。“海派”无法与城市生活的总体样态完全脱节，也无法与这种生活特征所衍生出来的文化结构完全背离。在“海派”文学的表达中，城市是一把“双刃剑”，滕肖澜显然意识到了这种双重性，于是她以“家庭”为主要的书写对象，将它作为一个独特的意义空间嫁接到巨大的城市与渺小的个体之间，缓冲城市对个体产生的吞噬力。在小说中，即便像顾清俞这样一个生长于世纪之交的“80后”独立女性，也仍然无法完全游离于传统之外，在她精明强干的外衣之下，有着对家人的负担和对温情的渴望。这渴望，是对她上一代人所经历的“大历史”的回应，也是对她自己生长历程及情感生活的“小历史”的认同。
于是我们很难认为这不是 “海派文学”的其中一种表达，因为“海派”从来就没有脱离过对都市日常的关注，只是《心居》并没有选择以一种剑拔弩张的方式去袒露，但这并不意味着那个“心中的居所”就是一个贫瘠而单调的内部空间。她通过话语的构建展现了内部伦理的次序，展现了人物柔软的内心，这并不是在回避所谓的“大历史语境”，而是以“家屋空间”的特殊性巧妙地制衡了它的无往而不胜。通过《心居》，滕肖澜在对都市，对当下的体认与反思中试图为寻常人的生活状态找到一种特殊的表达方式，一种具有代表性的格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