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安忆长篇小说《考工记》：历史风雨中的精神考工记

　　《考工记》的当代意义并不在于在《长恨歌》的以城立人之外再添一部以屋立人的姊妹篇，而是通过陈书玉这个裸露于时代和历史风雨中的凡人泥胎，去追问个体如何在时间的形塑中完成自我的精神考工记。
　　
　　从描写知青生活的《小鲍庄》到反思上一代的《叔叔的故事》，再到上世纪90年代广为人知的长篇小说《长恨歌》，王安忆的写作立场不断调整，以普通生命悲欣交织成的坚实物质外壳见证城市史乃至当代史，成了王安忆小说越来越显豁的特征。要说的是，80年代很少有人觉得王安忆属于上海，只有在90年代《长恨歌》大红大紫之后，王安忆、上海、海派文学和城市叙事才成了越来越自明的话语共同体。这不仅是理论阐释的结果，更应视为王安忆强烈的写作自觉。不然，你很难理解《长恨歌》之后为何还会有《天香》和《考工记》。
　　
　　很多人觉得王安忆的上海叙事承续了张爱玲的余韵遗绪。王安忆与张爱玲确实都是书写上海的代表性作家，她们都把文学的放大镜照向了普通市民阶层。张爱玲《倾城之恋》那个著名开篇写道：“上海为了‘节省天光’，将所有的时钟都拨快了一个小时，然而白公馆里说：‘我们用的是老钟。’他们的10点钟是人家的11点。他们唱歌唱走了板，跟不上生命的胡琴。”假如有一个公共的上海时间，白公馆的人则活在他们的白公馆时间中。时间的落差是张爱玲小说最重要的秘密之一，张爱玲是活在个人时间中的作家，她的洞见和成就是因为个人，局限和不受待见是因为个人，重新被捧到天上也是因为个人。某种意义上说，写《长恨歌》的王安忆是最接近张爱玲的。不管天翻地覆山河巨变历史沧桑，王琦瑶和她的老克腊就在公共时间之外倔强地经营着那抹上海旧韵。可是，王安忆与张爱玲终究不一样，张爱玲是没有历史感的，她有的只是与生俱来的幻灭感和沧桑感。沧桑把她的刻薄拯救为洞察，把她的虚无升华为苍凉，可是这掩盖不了她不关心历史这个事实。公共时间中的历史叙事太夸饰，而真实的历史又太变幻莫测，这大概是张爱玲会让一座城的倾圮去成就一段爱的原因，因为存在的荒诞。
　　
　　相比之下，王安忆也承认人是历史滔天巨浪中的一叶扁舟，在大河拐大弯的大历史面前，那么多的变幻和无常，个人可能顷刻从碧玉而成齑粉。可是“盖将自其变者而观之，则天地曾不能以一瞬；自其不变者而观之，则物与我皆无尽也”，张爱玲是以变观之而生荒诞，王安忆却是于无常之变的前提下提取其不变和恒常，这就是《长恨歌》孜孜不倦地勘探上海这座城市的里弄巷陌的原因。这种勘探的认真和庄严感简直媲美于雨果对巴黎的挖掘。如果说时间是无常的，王安忆遵循的却是把无常的时间化为城市的空间沉淀的写作路径。就此，王安忆为上海城市叙事增添了新的面向。
　　
　　不过，我们关心的却是，从《长恨歌》到《考工记》，王安忆又提供了什么新的元素甚至转折。从沪上名媛王琦瑶到世家子弟陈书玉，他们都是被历史席卷着向前奔去的凡人，都是热热闹闹的新时代之外的尘埃和草芥。他们不是超人，不是新人，甚至也不是绝望颓废的多余人。可是，王安忆之所以一次次用长篇艰难地为这些无法参与历史大潮的凡人造影立心，恐怕是因为在她的文学观中，疏离于时代大舞台之外的凡俗人心自有其曲折幽深和朴素尊严。无论是《长恨歌》还是《考工记》，作者的姿态显然都是怀旧的。怀旧是一种感伤的美学，怀旧者首先是见证，看世家子弟的命运一径向下，见证历史沧桑中普通人在波涛中辗转的人情隐忍和不能抵消的尊严。多年以后，陈书玉收到大虞夫妻从香港的来信，谢绝了他们邀请他去香港的美意，他终究是那个“只帮人，不让人帮”的阿陈。可是一句“见字如面”却让他“不知怎么，眼泪下来了。他好久好久没流过眼泪了，追溯起来，就是那一日，送冉太太母子四人上三轮车，自己走到提篮桥的红墙底下，那一流泪，似乎流尽一生的眼泪，想不到，一口枯井，又蓄满了！”这是世事沧桑的一个切片，也是不同命运轨迹重叠又分岔的注脚，它收藏了平凡生命中为数不多的刻骨铭心瞬间，道尽了人心在爱与矜持间的迟疑、自重、辗转和沧桑。每个普通人的生命中都有这样的抒情瞬间，王安忆那么喜欢写疏离于大时代之外的普通人，既源于新文学的人道主义立场，也是一种审视大历史的怀旧式审美。凡人不该被归零，他们值得被记取。
　　
　　可是，陈书玉与王琦瑶毕竟有大不同。不管时代如何在窗外呼啸而过，王琦瑶颇有躲进小屋成一统的淡定。在小说之外，王安忆用成片的寻常里弄和一座城的风俗史为这个人物撑腰。换言之，王琦瑶的背后站着一座城，《长恨歌》的写法可谓以人窥城，以城涉史。可是来到陈书玉，他背倚的一座城已经变成一座不断破落下去的祖宅。而所谓“考工记”已经镶嵌了修屋的主题。毛尖说被题目暗示，阅读中一直关切着“怎么还不修房”，及至最后终于也没修成房，“好像为了博览会去的，结果看了个遗址。小说核心陈家祖宅，从最初让大木匠惊艳不已的模样到最后变成上海的‘锅底’，竟然是一路破坏”。如此，《考工记》不同于《长恨歌》恰在于，王安忆已经不再通过立城或立屋来为人物立心。故而“考工”就变成了一种隐晦的反讽。这部“涉物观史”（张怡微的说法）的小说恰恰也隐藏着对此的自我否定。或许，《考工记》的当代意义并不在于在《长恨歌》的以城立人之外再添一部以屋立人的姊妹篇，而是通过陈书玉这个裸露于时代和历史风雨中的凡人泥胎，去追问个体如何在时间的形塑中完成自我的精神考工记。（来源:文艺报，作者:陈培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