汤雪华等著：《小姐集》

　　《小姐集》主要内容：她们曾与张爱玲同时，活跃于上世纪四十年代上海文坛，因为年轻而摩登，时人称为“小姐作家”。后来，由于各种变故，她们淡出文坛，正统文学史也忽略了她们的存在。然而，她们的小说，有别于张爱玲的样式，也不合于左翼文学规范，倒是文坛上别一种风景。

书评

　　《小姐集》是一本会让人好奇的书。书名只是因素之一，其次是这些与张爱玲同时代的“青春美少女”的写作才华和生活状态，更深层次的则是这一次群体性的史料发掘，会不会给张爱玲评价，给20世纪40年代的文学史写作带来颠覆性的改变。 

　　《小姐集》有一个绕不过去的参照就是张爱玲。这一批青春韶华的女大学生是张爱玲的同行，她们的写作曾经是张氏才华的直接“陪衬”。因而，这本书既可以作为张迷阅读的一个新延伸点，也可以作为张爱玲研究的一个新参照。 

　　在《小姐集》的参照下，一个长久被忽视的背景陡然凸显，那就是“青春文学”。久负盛名的《传奇》出版的时候，张爱玲只是个二十几岁的都市少女，心智和阅历都是年轻的。她的沧桑感，她的命运感，确实是天才的横空出世，还是有很多同龄人的参照；时局动荡是催熟了张爱玲一个人，还是一群人，都值得探求。看过《小姐集》之后或许才会发现，一直以来被定格为“老”和“旧”的张爱玲猛然生动鲜活起来了，她和这群摩登而有才华的大家闺秀一样，摇曳在“孤岛”的喧嚣与华丽之中。 

　　无论是就后世的文学价值和文学影响而言，还是就《小姐集》所呈现出来的同代人的写作水准而言，张爱玲的地位都无法撼动。说来说去，这些被文学史和后来读者长久忽略的小姐作家们，充当的依然是从另外的角度证实张爱玲实力的“陪衬”。与莫扎特同时代的音乐家萨列里曾说，和天才莫扎特生在同一个时代，是音乐家的悲哀。这句话同样可以应用到这些文学才华突出的小姐们身上。这是造化弄人的悲哀。 

　　施济美、汤雪华、邢禾丽、俞昭明等这一批闪着青春光彩的名字，群体性地站在张爱玲的身后，共同构成了“孤岛”的文学版图。如果不是机缘际会，让她们离开写作，她们中的很多人也有实力能够被反复记忆和书写。 

　　她们的写作和张爱玲一样，面对着沦陷时期的暂时安稳，她们也和张爱玲一样，关注着乱世中的安稳。在与张爱玲遭遇的方面，比如市民的爱情，宅门的恩怨，她们略逊一筹；而在有关知识女性的独立意志，有关市井小人物的悲喜剧方面，她们显示了各自不俗的功力。尤其是知识女性面对爱情和事业的困境，面对婚姻和自我独立的困境时候的心路历程，都充满了有别于子君和娜拉的新的感受和新的发现。在张爱玲之外，在左翼文学和“鸳蝴派”市民小说之外，小姐作家们创作了一种新的小说，“女性知识分子小说”。施济美是其中的佼佼者，她的《十二金钗》是代表作。读过《小姐集》之后，才发现新时期伊始在西方文学理论催化下卷土重来的女性主义风潮，都不过是这些命题在新的历史境遇下的重演。两厢对比，时隔四十年的两次知识女性文学创作的集体喷发，或许会成为现当代文学史研究的新话题。 

　　从艺术上而言，书里面收录的很多篇章，都颇有水准。比如汤雪华的《墙门里的一天》、俞昭明的《落花流水》、邢禾丽的《上帝的信徒》等等，都是上等的佳作。其中施济美、汤雪华的对话描写和白描功力，令人称奇。俞昭明、邢禾丽等人的叙事角度选取，也颇有心思。所有作家对于古典诗词歌赋的化用都信手拈来，国学文学熏陶的痕迹异常明显。甚至很多句子，也颇有名言之风，比如“大多数的人在故事的末日是哭泣，因为人的故事多半是悲哀的，人生只是一缕长长的太息，眼泪是生命之谷，尤其是女人的眼泪，更不值钱”。 

　　只是，从总体气质上而言，相对于“灰黄色”的张氏世界，相对于她深沉而苍凉的风度，这些小姐的世界显得更为健朗阳光，朝气蓬勃，真诚直白。而中国文化中似乎天然有幽怨的气质，风花雪月、饮食男女更是喜欢委曲婉转、百转千回。唯有如此，才昭示着成熟和练达，才包含着中国美学所推崇的气韵。 

　　实际上，张爱玲也确实比这些小姐作家们成熟和洞达。作品中的表现不胜枚举，在作品之外，有意识的自我经营是最典型的体现。从自曝“天才梦”，到直言“出名要趁早”，乃至在服饰、言行等方面的惊世骇俗，所体现的都是作家在埋头书斋之外的清醒和理智。张爱玲在当时的引人注意，乃至她后世的显赫声名，很难说这些不是重要的促成因素。 

　　历代的文学写作队伍都是浩浩荡荡，时间的大浪淘沙总是从现时现地开始，很多历史都靠点滴的累积，靠“为人”与“为文”的互动，而机缘巧合和造化弄人也常常隐藏在时代的漫不经心之间。张爱玲为什么能够成为那个时代的标识，而小姐作家们却被淹没？当下的写作者，在专注于文学本身的完善之外，在天分差异之外，似乎还应该得到某种启示。或许，这也是《小姐集》的文学外部价值大于内部价值的明证之一。 

　　外部价值和内部价值，文化价值和文学价值，是文学史评价作家写作的是非观和道德观。《小姐集》显然难逃被定位于文化价值的命运，就好比王家卫《花样年华》里的旗袍，王安忆《长恨歌》里的鸽哨，李安《色·戒》里的麻将一样，小姐作家的写作更像一个文化符号，承载着“孤岛”时期上海中上阶级小姐的生活。她们接受的是并不直接的“五四”思潮洗礼，面对的是并不彻底的市民生活。她们追逐物质的时候顾及精神，放任思想的时候又盘算现实利益。她们的精神气质更符合作为知识女性的“上海宝贝”那种时髦而前卫，大胆而先锋，骄傲而矜持的状态，张爱玲是她们的领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