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龙应台:哦,上海男人

龙应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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龙应台

1952年2月13日生于台湾高雄县大寮乡眷村,现代作家

  会下厨烧饭洗碗的男人,应该都是抢手货吧。
  
  我是一个台湾女人,在美国和欧洲生活了二十年。从俄罗斯到南非,从以色列到菲律宾,全走遍了;以为这世界上能让我真正惊讶的事情大概已经没有了,直到我认识了上海男人。
  
  在十年前开始阅读大陆文学的时候,印象最深刻的不是民族苦难、十年浩劫什么的,而是:咦,怎么小说里下厨烧饭洗碗的以男人居多?瞄一眼我的书架,随便抽出一本翻翻:你看,夫妻俩要请客了,“13日一早,周敏起了床就在厨房忙活。”
  
  这周敏可是个男人。“因为临时居住,灶具不全,特意去近处旅馆租借了三个碗、十个盘子、五个小碟、一副蒸笼、一口砂锅。”周敏紧接着开始剖鱼,他的女人就试穿上一套又一套的漂亮衣服,化妆打扮。这样的情节在台湾的小说里可难找到,台湾作者要编都编不出来。
  
  社会主义教出来的男人还真解放,我记得自己暗暗惊叹。
  
  在海外见到的大陆女人,说得夸张些,个个抬头挺胸、骁勇善辩,没有人认为应该牺牲自己去成全丈夫的事业。资本主义社会里的谚语,“每个成功的男人背后有个温柔的女人”,不能用在大陆女人身上;她们昂首阔步地走在前头,不在男人的阴影中。
  
  相形之下,台湾女人处处流露出传统“美德”的痕迹:温良恭俭让,样样具备。仪态举止上仍讲究“巧笑倩兮,美目盼兮”的羞怯。自己的事业一不小心太顺利时,还觉得对男人不起,太“僭越”了。
  
  瑞士的女人不久前还没有投票权。德国的女人,婚前也许雄心勃勃,一旦有了孩子就发现幼儿园、小学、中学都只上半天课,下午她就得留守家中做保姆、清洁妇、厨师、司机兼园丁,而这些工作又全是无给职,她变成一个伸手向男人要生活费的配偶。
  
  德国女人是欧洲有名的贤妻良母,为丈夫子女牺牲自己的事业不仅不被当作美德,简直就是女人应尽的义务。走过德国的小村镇,你可以看见一户一户的女人在晒棉被,擦窗玻璃,擦呀擦呀擦得一尘不染,等着男人回家来夸奖。
  
  所以我对大陆男女关系的平等是有心理准备的,只是没有想到上海男人在大陆男人中还自成一格,是一个世界稀有的品种。
  
  在一个陌生的城市里,只要侧耳听听人们飞短流长地说些什幺,大概就可以探知这个城市的文化特质。走进安徒生的家乡,你会听见人们窃窃私语小美人鱼如何受父权压抑,不让她追求爱情。走进格林兄弟的小镇,你会听见人们如何议论灰姑娘辛德瑞拉的后母。走进李昂的“杀夫”小村,你会听见人们耳语妇人林氏如何被丈夫毒打强暴。
  
  而不分古今或中外、童话或写实,流言中被虐的都是儿童和妇女;《二十四孝》是一部儿童被虐史,《列女传》是一部妇女自虐记。但是在20世纪末的中国上海,你说奇怪不奇怪,流言的主角竟是男人,被虐待的男人。
  
  某人被妻子赶了出去,在黄浦江边踱了大半夜。房子是妻子的单位发的,所以女人指着门叫他走,他就得走。某人在外头有了情人,妻子便让他每天趴在地上拖地,来来回回地拖,直到他一只手脱了臼;没关系,装回去,再拖。某人有一天回家晚了,发现他的写字桌、书籍衣物被妻子扔在门外,像丢垃圾一样。某人想离婚,女人就把水果刀按着手腕威胁自杀,男人遂不敢再提离婚,但女人从此每晚强迫男人向她求爱……
  
  “男人——”我小心翼翼、结结巴巴地问,“男人——也可以被被被强迫吗?”我并没有那幺无知,可是我们是在谈上海男人,情况也许特殊些。
  
  “怎幺不可以?”亲戚轻蔑地白我一眼,继续说,“小张每天都像死人一样去上班,再也没力气要离婚。他老婆还揍他呢!”
  
  哦!那么上海男人和瑞典男人差不多吧?在国外的报上曾经读到一份联合国发出的文件,说是瑞典男人被妻子殴打的情况普遍,呼吁瑞典人成立保护男人组织,拯救被虐男人。
  
  在欧洲,瑞典的男女平权被认为是最进步的,可是为什幺当女权得到伸张的时候,男人就取代女人成为受虐者?难道两性之间无可避免地必须是一种权力的斗争?我来不及深究,因为眼前这个上海男人正兴高采烈地告诉我他怎么怕老婆。
  
  我爱我老婆呀,她叫我做什幺,我就做什幺。他说起来眉开眼笑。旁人七嘴八舌地催他,讲讲讲,讲你怎么上厕所。他就说,老婆爱干净,不准他用身体去碰马桶,所以他总是双脚蹬到马桶边缘去办事的。有一次,一个打扫厕所的老太婆,从外头往下看,哎呀,他脚不见了,就一面叫骂,一面用拖把打门;他不为所动,老婆的命令,不下来就是不下来。
  
  和一个文化界的朋友午餐。吃了一碗蚂蚁汤之后,他开始吐露一点婚姻上的苦恼。“你别看我在外面好象还是个挺重要的人,”他擦擦额头的汗,“在家里呀,我什么都不是。”第二天我们要一起参加一个会议。“我老婆叫我提早赶回家去买菜做饭,她有个亲戚要来看她。”
  
  他摇摇头,愤愤地说:“我才不赶回去呢!是她的亲戚,你瞧瞧。”第二天,会还没完他人已不见。别人不知他到哪儿去了,哈,我知道。接着是表姨要我到她家去吃午饭。我当然要她别麻烦,出去吃好了。不麻烦,不麻烦,她说。
  
  到她家时,饭菜已热腾腾摆上了桌,表姨和我坐下来吃,厨房却仍乒乓作响,是谁在做菜呢?端着热汤走出来一个年轻男人,表姨介绍,是她将来可能的女婿,一个工程师,刚巧从外地来访,所以要他下厨。
  
  果真不麻烦。吃过饭之后,是这个男人收拾碗筷,清理厨房。清洗之后,他陪我们两个女人逛街看衣服店。逛街的时候,他跟在我们后头,手里的大包小包一包比一包重,走了一个下午。
  
  “你说嘛,这种情况,”回到台北,我问一个在大学里教书的朋友,“在台湾可不可能?”
  
  她并不回答,却若有所思地边想边说:“我想起来了。我在上海借住在一对不怎么熟的夫妻家里。有一天出门回去的时候,发现男主人把我换下来的内裤都给洗了,晾在阳台上。我大惊失色。”
  
  “现在,我明白了,”她微笑起来,“上海男人嘛!”
  
  我也明白了。上海男人竟然如此可爱:他可以买菜烧饭拖地而不觉得自己低下,他可以洗女人的衣服而不觉得自己卑贱,他可以轻声细语地和女人说话而不觉得自己少了男子气概,他可以让女人逞强而不觉得自己懦弱,他可以欣赏妻子成功而不觉得自己就是失败。上海的男人不需要像黑猩猩一样砰砰捶打自己的胸膛、展露自己的毛发来证明自己男性的价值。啊,这才是真正海阔天空的男人!我们20世纪追求解放的新女性所梦寐以求的,不就是这种从英雄的迷思中解放出来的、既温柔又坦荡的男人吗?原来他们在上海。
  
  “我才不要上海男人呢!”二十五岁的上海读者翻起白眼,一脸不屑,“长得像个弯豆芽,下了班提一条带鱼回家煮饭,这就是上海男人。我要找北方人,有大男人气概。我就是愿意做个小女人嘛!”
  
  我怜悯地看着她光滑美丽的脸庞,很想告诉她:年轻的女郎,为这大男人气概,你可得付出昂贵的代价,那就是你自己的生命发展。你不知道天下最宝贵的男人就在你的身边呢。
  
  我没说,只是带着一大团困惑离开这迷人的城市。上海的男女真平等吗?不见得。只需看冰山一角:我接触的是上海的所谓文化菁英——碰来碰去都是男人,和在台北,在德国、美国,没有两样。也就是说,在公领域里,社会的资源和权力仍旧掌握在男人的手里。上海女人说起来如何厉害、如何能干,显然还局限在私领域中。两性权力分配的均匀只是浅浅的一层表面,举世皆然。
  
  而那二十五岁的女郎对大男人的向往,并不是轻易可以嗤之以鼻的。美国诗人罗伯特·布莱所写的《铁约翰》成为畅销书,可能是因为他提出了一个令许多男人女人困扰的问题:解放的男人、温柔的男人、不以帮女人洗内裤为耻的男人,当他们发现女人竟然开始嫌他们不够男子气的时候,何去何从?而女人,穿上男人的衣裤,跨着男人的大步,做男人的“同志”与他并肩开辟天下,当她们发现男人竟然开始嫌她们不够女人味的时候,又何去何从?
  
  在上海,被男人养着玩儿的“金丝雀”和小女人又开始出现了,好象历史又往来时路倒着走。两性之间究竟是否脱离得了控制与被控制的关系模式?男女平等、互敬互爱的前景究竟是什幺呢?骑着单车、拎着带鱼回家的可爱的上海男人,是不是也正想着这个问题,心里有点儿忧郁?(原载1997年1月7日《文汇报·笔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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