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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安文丛》:商业之树上的文化之花

整整七十年前,上海“孤岛”时期,上海老牌百货公司永安公司出版了一本叫《永安》的杂志。以公司的名字命名杂志的名称,这事有先例,1926年良友图书公司出版画报就叫《良友》,还有北新书局出版《北新》杂志,泰东书局出版《泰东》等等。与其他经济实体不同的是,永安公司不是文化公司而是典型的商业公司,出版杂志不那么对口。但是永安公司办杂志的作法一点也不外行,他们明智地没有把《永安》定位成公司的广告牌,而是以办常规文化杂志的宗旨来办《永安》。

内容有小品文、散文、随笔、摄影、漫画、美术、风花雪月、柴米油盐,很是贴近市民读者的口味。《永安》于1939年5月创刊至1949年3月止,连续不停地出版了118期,跨越了几个特殊的历史时段,自有其特别的史料价值。笔者收集有几十期《永安》,对这本杂志一直心存好感,尤其是自郑逸梅加盟《永安》编务以后,《永安》文字部分的可读性大涨,还尽是笔者所喜读的文史掌故文字,所以当我知道永安百货有限公司联手文汇出版社将推出《永安文丛》(全套五册)之时,急盼的心情自不同于其他读者。

《永安文丛》编纂者称,《永安》中记述的文化名人的掌故轶事,90%以上未曾被选入各种“文选”、“专集”,因此《永安》中有相当部分的文坛史料颇具文献性,如陈从周在徐志摩遇难后选辑的家书、遗作,刘海粟挑选模特儿的趣事等等。虽然《永安》具备全套复制的价值,但是面对多变的图书市场和多变的读者口味,出版家只能先选择风险较小的一条路——出版选本。

古旧期刊的使用价值,出版家们是非常清楚的,新中国影印复制稀见的且具历史价值的古旧期刊的工作,最早可追溯到半个世纪前的1954年,当时的中央领导批准人民出版社影印了《向导》等19种共产党的机关刊物。1958年4月,上海影印了《北斗》、《前哨》等13种革命文学期刊;1959年再影印第二批21种;1960年11月第三批影印了43种,三批共计77种。实际上真正出版达于读者手中的是41种,总印数达几十万册,包括“左联”“文总”,创造社,太阳社的刊物及《抗战文艺》全套等。这样一件功德无量的古旧期刊影印工程在浩劫年代被迫下马,未能延续地进行下去。从另一个视角看当年的这批影印期刊,在品种选择上受意识形态的影响,比较保守。80年代万业复苏,北京与上海陆续影印了《语丝》、《小说月报》(12卷以后)、《太白》、《文艺阵地》、《莽原》、《创造周报》、《新月》、《现代》、《良友画报》、《北洋画报》、《礼拜六》、《红玫瑰》等一大批各种流派的近现代期刊史的名牌刊物。近十多年来,影印古旧期刊工作的步调有很大程度的放缓,这当然与制作成本过高及读者面过窄有关,代之而起的是另一种出版形式——老期刊“选本”。

选本有两个好处,一是成本低,二是广泛性。《永安文丛》即是自118期《永安》的600万字文稿中,精选出近100万字汇编而成,并收录了一小部分原刊中的人体摄影、漫画、广告插页等图片。影印本的读者多为专业研究者,选本的读者就宽泛多了。即使这样,选本的市场也很有限。《永安文丛》此次的逆势而为,以我之见,若非背后有永安百货公司这样的经济实体支持,出版这么大部头的书仍要冒相当的风险。笔者谓之“经济搭台,文化唱戏”,不无道理。这套书的序即由永安百货公司总经理所写,丛书的第一本名称“百年永安”,图片也是现代永安公司的繁荣景象而非明星封面照。《永安文丛》前期的出版宣传称,此书所利用的底本(全份118期原版《永安》)来自私人藏书家“很可能是中国内地留存至今唯一的完整版本”。这样的说法不甚准确,全国还是有几家大图书馆收藏有全份《永安》的(如吉林省图书馆),在民间《永安》亦非孤本,笔者曾在旧书店见过完整一套,售价极高,但后来还是卖出去了。前两年笔者向某文化公司推荐《永安》,后来这家公司还真地全套影印了《永安》,只是售价甚高,普通读者根本买不起。

永安文丛尚未面世之前,这套书的宣传已广为人知,有这么一段话我记住了:“《永安月刊》的每期封面都以当时社会上的热门明星、名媛‘撑市面’。如当年20岁初上话剧舞台因《甜姐儿》一炮走红的黄宗英,《永安月刊》即以黄宗英手握马鞭、一身马装的‘甜姐儿’剧照亮相,立刻获得了广大市民的青睐。《甜姐儿》当时红遍上海滩,连演100多场,据今年84岁高龄的黄宗英回忆,当时她每次演出结束,总有时髦‘小开’开着小车来接她出去‘白相’,以示倾慕。《永安月刊》上的许多封面人物后来大都成了全国闻名的大明星,如白杨、上官云珠、王丹凤、秦怡、童芷苓、欧阳莎菲、陈云裳、孙景璐、王熙春、慕容婉儿、蒋天流、胡蓉蓉、黄婉贞等等。”苦等了二百天,终于在人如潮书如海的西单图书大厦,买到《永安文丛》,一翻之过,并没有“甜姐儿”黄宗英的这张封面,为何撤去这张广告王牌(之前的宣传文章出示过此照片),我猜想是黄本人提出了意见,还是别拿旧照误导今天的读者吧,——影响不好。这些昔日明星健在的还有秦怡(住在上海),陈云裳和王丹风住在香港。还有一点与宣传的不一样,五大本的文丛只出示了约九十张封面,并未能“将全部118期封面全部收录”。

《永安》的编者郑逸梅先生60年代在《民国旧派文艺期刊丛话》内,专门介绍过《永安》,内云:“后来郑逸梅加入为编辑,力主注重文字,且多刊掌故一类作品,风格为之丕变。”笔者以为《永安》之文史价值多体现在此类掌故文字上,只可惜《永安文丛》五本之中只有一本选录的是“文坛逸事,文化随笔”,编者的理由是“为了照顾到今天年青一代读者的欣赏习惯,我们将月刊中比较难读的文言文类的文章作了割爱。”这一本选录的文字仅有60余篇,相对于118期的上千篇来说确实太少了(且不说选的恰当不恰当,如一篇郑逸梅一个月的日记就未入选,使读者失去了解这位“补白大师”日常生活的一面)。而那些文学价值微乎其微的都市小说却占了三本,编者这样的眼光也是大可怀疑的,“今天年青一代的欣赏习惯”能够欣赏六七十年前那些无名作家的小说么。此外还有些图书设计上的缺陷,不吐不快,譬如书前的图片放的是《永安》的老封面,这样的作法使得今天的读者能在短瞬间好像回到过去的时光,但是本来一页可以放四张图片,现在只放了一张,而且这一张图片还处理成“出血”,并不美观且稍嫌浪费。现在的图书美编特别喜欢用“出血”来安置图片,我是非常不赞成的。《永安文丛》既然是个选本,那就应该在每篇文字的后面注明原刊的期号,使得今天的读者能够接近当年的语境,这么举手之劳的小节,编者却忽略了。我们常说“好事做好”,意思就是一件有创意的好事,应该在方方面面都尽可能地考虑周全,少留缺憾。

( 作者: 谢其章     来源: 中华读书报)

《永安文丛》(全五册),桂国强、余之主编,上海文汇出版社2009年1月第一版,216.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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