珍视城市文化的标志性品牌：谈上海文学期刊和文学批评

　　在上海这样一个国际大都市的文化格局里，标志性的文学品牌是在长期的文学实践中形成的一种信誉，作家、作品、期刊、出版物、剧院等等，都不可能靠主观的意志去拔苗助长，但是当一种品牌在实践中一旦形成，它仍然需要现代管理体制的保护和支持，而不是让它自生自灭，这也是检验国际大都市的文化设施与文化管理的功能是否健全的科学标准。
　　
　　在有关上海文化建设的议论声中，人们忽视了上海文学领域的两个闪光点：文学批评和文学期刊，可以说是占了全国文学两大领域的半壁江山。我暂且把文学批评按下不表，先谈文学期刊。在文学期刊普遍遭遇艰难的时世里，上海的文化市场中一批文学期刊以它奇迹般的成功和编辑个性，显示了市场经济与多元文化结合而形成的一道颇为亮丽的文化景观。
　　
　　大型文学期刊《收获》为当代中国纯文学的一面旗帜，在人文精神的传播与关注民间疾苦两方面始终标志着作家们创作的最高水平。记得在十年前，我主编第一卷《逼近世纪末小说选》，当时从各种杂志上选出作品一一读来，把我认为是最优秀的作品挑选出来后才发现，无意之中几乎是百分之八十选自《收获》。这家杂志没有完全迁就市场化的潮流，但是在包容主流意识形态、知识分子精英意识与多元化创作风格上，它成功地走出了一条自己的道路，它在文化市场上获得十几万的发行量不是一种偶然的机遇，应该视为上海的标志性的文化现象。因为，即使国外经济发达的城市里，纯文学期刊要达到这样的发行量也是不可思议的。
　　
　　成功的文学期刊在上海不止一家，当然也不是非要以发行量作为评判期刊是否成功的惟一标准。但是在实践中，上海文学期刊的大胆革新和独特的个性化追求，始终是它的无上风光。当初《萌芽》是一个久负盛名的青年文学园地，为了改革编辑思路，编辑部毅然抛弃旧有风格，开拓了非主流的另类青年文学创作。“新概念做文章”在最初的创意，既包含了非正规教学出来的文学套路，提倡大胆表现青年的个性，同时又与批判应试教育和高考体制的知识分子人文思考相结合，实践中走出了自己的成功道路。这与目前大多数打着教辅幌子的同类期刊有着本质的不同。再比如时尚类期刊中，上海原有一家《创意》杂志，是以男性读者为主的时尚类期刊，板式、印刷、内容、情调都堪称一流，在普遍弥漫着以女性读者为对象的卿卿我我的软语声中，一家讨论男性时尚的期刊却独辟蹊径地显现出特别的智慧和情趣。有些期刊虽然是在外地出版社出版的，但主要的编辑人员却在上海工作，体现了沪上文人的文化襟怀。上海的期刊市场上，本地编辑的文学类期刊大约十几种，文化学术类的期刊几十种，当然是成败各有理由，但有这样一些不同类型的期刊能够在全国独树一帜，以致海外的华文圈里都能有所反响，那本身就标志了这个城市特有的文化素养。
　　
　　每个城市都有其不同的文化环境和文化传统。像上海这样一个文化积累并非深厚、语言传统与以北方话为基础的普通话格格不入的现代化大都市，上海作家要在文学创作中探索出自己的语言风格并非易事。海派文学的开山之作《海上花列传》是用苏州方言写的，上世纪二三十年代的上海本地文学是以苏州文人圈为代表的，而新文学的作家，绝大部分是从全国各地流动到上海来居住和写作的。所谓的“海派”是上海的国际化都市的文化环境吸引了全国的文学人才；并非本地文学人才的现成格局。当文学人才的流动受到限制以后，上海文学创作的发展也必然会受到限制。而文学期刊则相反，它恰恰能够利用上海的文化平台，汇聚起全国最优秀的文学人才的创作和思想才华，成为某一类集体的声音。而且，上海的文化传统里本身具有市场经济的经验，早在二三十年代的半殖民地经济体制下，上海造就了全国惟一发达的出版业，许多文化人在市场经济中创办了文化出版事业，如邹韬奋创办的生活书店、巴金、吴朗西创办的文化生活出版社、叶圣陶等人参与的开明书店等等，都是将人文理想与市场经济结合得非常成功的例子，他们并未在市场经济大潮中败下阵去，反而开创了一种实践人文理想的道路。这种经验对于我们今天的文学期刊的实践是非常宝贵的。所以当文学创作在上海没有成为强势的今天，文学期刊却在实践中逐渐成为上海文学的标志性的品牌。
　　
　　真是无心插柳柳成荫。文学期刊在效应上不像其他出版传媒业那样有巨大利润和广泛影响，所以也一向很少受到相应的重视，也没有什么经济上的保障措施，甚至持一种自生自灭的状态。但也是置于死地然后生，许多期刊都是在绝境中实践出一条生路，同时也形成了与市场相得益彰的期刊风格。也许，在许多期刊因失败而消失，也有许多期刊在竞争中转向，但真正的文学理想总是体现在最后的生存者身上。可以说，上海期刊的生存环境也是在这样一种生存竞争中逐渐形成的。那也是相当严酷的商业的市场竞争，可能就是出于这样的原因，上海才有了这样一批个性各异、具有民间元气的期刊，形成了上海文化领域的特有景观。如果有人讨论上海文学的标志性成果，我想不应该是文学创作，而是文学期刊。
　　
　　正因为上海的文学期刊是在市场竞争异常激烈的状况下形成它的民间生存方式和生存形态的，所以其形成过程也是非常缓慢和异常艰难，在我的记忆里，《收获》在十多年前一度经济上难以为继，曾经惊动社会各界人士起而呼吁；《萌芽》在转变杂志的传统时也曾经遭遇过很大的压力，这都是必然的反应，甚至有些很有个性的期刊也可能在下一轮的竞争中被淘汰出局。事实上，没有经过这样一个艰难转型就不可能有期刊的新生。这也是今天在上海的期刊市场上参与竞争的最为艰难之处。
　　
　　当一年前我接手《上海文学》主编时，曾经深深感到困惑：困惑于《上海文学》的既有传统的坚持和现有市场的定位之间的平衡：在性质上，《上海文学》与《收获》没有什么不同，是一家创办了五十年历史的老牌纯文学期刊，有自己的风格与传统，这是必须要坚持的；但在生存处境上，它是在文化市场的竞争中处于劣势地位的期刊，必须尽快改变它的被动处境。这样一种两难的困境对我来说有着巨大的压力。上海的各家成功的文学期刊都各有稳固的编辑定位和读者圈，《上海文学》在这样的整体性期刊市场格局中究竟处于什么样的位置？
　　
　　这里我想回到本文开头所说的，上海文学领域有两个亮点，除了文学期刊以外，还有一个亮点就是来自高校的文学批评队伍。目前在人才流动还不是非常畅通的状况下，高校成了知识人才流动、由外省进入上海的最佳途径。确实有一大批才华横溢的青年批评家从高校里产生出来，并且大部分都留在高校里工作，他们用自身的知识积累参与和研究当代文学，除了自己的专业以外，对当代文学的关注使他们热忱参与到社会实践中去，对上海的文学创作和文学批评作出了重要贡献。我不太赞成把这样一批学术生力军称作“学院派”，学院只是他们的学术背景，他们的学术成果是属于整个社会的，也是上海文学领域中一个最有生气的资源。在上海的期刊布局里，最缺乏的，恰恰是这样一种能够结合社会文化现象而互动的文学批评阵地，或者说，一种非学术性的文学批评杂志。而这正是《上海文学》的特色和品牌。虽然我们目前还没有做得很好，但这一编辑方向符合上海作为一个国际化现代大都市的文化整体格局的需要。
　　
　　《上海文学》在上世纪80年代就形成一个良好的文学批评传统，培养和团结了一大批活跃的青年批评家，记得当时的《上海文学》也曾被人批评为“小圈子文学”、“看不懂”等等，但是在当时的理论编辑李子云等人的坚持下，最终为上海的文学批评奠定了厚实的基础。所以我想，如果把上海这股生气勃勃的人才资源吸引到刊物的周围，使他们参与到上海的文化批判和文化建构中来，把高校的学术力量转化为社会文化批评的积极因素，将上海文学领域的两大最强项——文学批评的力量和文学期刊的力量结合起来，应该是《上海文学》未来方向的一个新的定位。
　　
　　出于上述的构想，《上海文学》才建构起以文学创作与文学理论并重的编辑方针，文学创作以短篇小说、小中篇与诗歌为主体，强调的是“精致艺术”；而理论则以贴近创作的文学批评、有创新意义的理论探索为主体，强调的是“激活思想”。《上海文学》之所以提倡短篇小说是因为这种文体游离在目前的文化市场和影视创作的刺激之外，还保持了比较纯粹的艺术趣味，我的理想是把《上海文学》成为一本高雅的、有思想的文学读物——在纯文学的理想下，多一点贴近社会现实的思想文化的议论与批评；在民间的生活大地上，寻找能激发文学创作的生命元气；在学院的学术创新中，寻找思想的深度和纯正的趣味。但我也深深知道，要将这样一种编辑理想的追求与当下的文化市场结合起来，要在处处是暗礁的环境中闯出一条实践的道路，又是谈何容易的事。
　　
　　在上海这样一个国际大都市的文化格局里，标志性的文学品牌是在长期的文学实践中形成的一种信誉，作家、作品、期刊、出版物、剧院等等，都不可能靠主观的意志去拔苗助长，但是当一种品牌在实践中一旦形成，它仍然需要现代管理体制的保护和支持，而不是让它自生自灭，这也是检验国际大都市的文化设施与文化管理的功能是否健全的科学标准。过去香港历来被人称为文化沙漠，并非它没有现代化的剧院会堂，也不是没有著作等身的作家，但是文化是流行文化，文学是通俗文学，文学期刊难以维持，作家都被称为稿佬，大学精英与学者都与尘世隔绝，娱乐充斥着声色犬马和*********，等等，一方面是经济华都，一方面是文化沙漠，这就是以前所实行的殖民文化政策的后果。优秀的香港作家都是在台湾发展出自己的文学事业。这几年香港文化政策有所变化，有所好转。但由香港联想到上海，我想有些前车之鉴是值得重视的。
　　
　　作者 陈思和　《文汇报》2004年8月30日